刘锡鸿:大清自有精神火车,不需要建造铁路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1-25,星期日 | 阅读:388

文 | 谌旭彬

1880年末,清廷召赋闲在家的前台湾巡抚刘铭传进京,商议应付日趋严重的边疆危机。刘进京之后,呈递了一份《筹造铁路以求自强折》,呼吁朝廷大修铁路,以巩固国防。

奏折挑起了巨大的争议。

早在1863年,朝廷已经否决过英美商人请造铁路的要求,给出的理由是:

“外人在中国土地筑造铁路,乃奇技淫巧,殊不合我大清皇朝祖宗成法。”

自道光时代以来,近代制度文明与技术文明,同时对清帝国施以了巨大冲击,铁路不过是技术文明冲击的一个部分。帝国士大夫们惯用的反击路径是:努力证明本国制度文明的优越性,进而以之为理论基础,去否定近代技术文明。

铁路的命运,可想而知。

图:刘铭传,淮军将领。1880年末,受李鸿章之意,上奏请建铁路,引发了一场高层大论战。

中国第一条铁路的夭折

在刘铭传的奏折引发朝野争议之前,1876年,清廷曾以民意为借口,拆毁了境内已修成的第一条铁路。

1872年,外国洋行成立了一家叫做吴淞道路公司的机构,买下沿线土地。鉴于清廷已将铁路归为“道”所不齿的“奇技淫巧”,他们对外宣布要修筑一条自上海至吴淞的普通马路。洋商们有些乐观:先把吴淞铁路(又称“淞沪铁路”)修起来,让清廷见识到它的便利,最后或许可以得到认可。

1874年,公司正式着手铁路敷设。1876年1月,路基全部筑好,开始铺设铁轨。至此,修筑铁路而非寻常马路的意图完全暴露。为避免地方官府干扰,铁轨的铺设非常迅速,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全程的四分之三。随后,机车升火鸣笛,开始试运行,生米做成了熟饭。

清廷的反应非常强烈。通过上海道台冯焌光,朝廷要求驻上海英国领事Medhurst中止火车的通行。冯责备道:英商当日成立的吴淞道路公司获准修筑的只是一条寻常道路,如今造出来的却是铁路,这是很明显的越权。两江总督沈葆桢,也要求立即中止剩余路段的铺设。

其后的交涉过程繁复异常,不再赘言。结局是:1876年12月13日,中英两国同意以28.5万两白银的价格,由中方购买这一铁路。两江总督沈葆桢考虑过继续自办经营,但最终选择了全部拆除。1877年10月20日,最后一期购路款项交付清楚,铁路完全交给中方,随之被拆,轨条被运往台湾,火车则被扔进了长江。

交涉过程中,“民意担心铁路破坏风水”这样的说辞,普遍见于清廷官员的奏折文函之中,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和地方州县官员,都提到过这一点。

事实上,吴淞铁路在建造及试运行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1942年出版的《上海史话》,记载了上海居民对吴淞铁路的反应——他们不但不反对铁路,相反,许多人满怀好奇地观看甚至追看铁路的铺设。当年的《申报》,也曾派记者去铁路现场采访,据其报道,除了上海居民,甚至有几十里外的居民乘坐马车、人力车、二轮车等,前来观看铁路,围观者每天达千余人,商人们乘机在铁路沿线开设商场:

“游铁路成了当时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一件大事。一些住在城内几乎终年不出门的人也携亲带友前来观看,停车处本来冷冷清清,竟一跃而为热闹之区了。”

1876年5月间,《泰晤士报》发表了—封驻沪记者的通讯,如此描绘当地民众与铁路的关系:

“多少有些和预料相反,在这个区域里,没有出现中国人的反对。反而在工程进行中间,表现出了不断增长的和友谊的兴趣。……几哩路已经完叠铺好了石碴……整个乡间洋溢着乐趣.邻近村镇每日有成千居民蜂拥而来观看工程的进行,并议论各种事情,从小机车到铺路的石碴。大家都十分高兴,显然他们都热心的盼望着一个愉快的日子的来临。老头儿和小孩儿,老太婆和小姑娘,读书人,工匠,农民——代表了社会上的各阶层。”

这与《申报》对火车第一天正式通车所做的报道是一致的:

“予于初次升行之登车往游。唯见铁路两旁观者云集,欲搭乘者繁杂不可计数,觉客车实不敷所用。火车为华人素所未见,不知其危险安妥,而妇女及小孩竟居其大半。先闻摇铃之声,盖示众人已必就位,不可再登车上。坐车者尽面带喜色,旁观亦皆喝彩,注目凝视,顷刻间车便疾驶,身觉遥遥如悬旌矣。”

显然,这与朝廷所谓“民众担忧破坏风水反对修筑铁路”的说法大相径庭。

民众对铁路的这种态度,让朝廷颇为尴尬。毕竟,在拒绝修筑铁路这件事情上,“民众利益”是朝廷行之多年的托辞。

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曾说过:“兴作铁路,必致扰民,有识者皆以为不可。”1867年10月到1868年1月间,朝廷召集18位中央高官和地方大员集体讨论铁路事宜,李瀚章的说法是,修筑铁路必将“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百姓必群起抗争拆毁,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责令赔偿,致激民变”;曾国藩的说法则是,修筑铁路必然导致“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会破坏这些人的生计,他们必将群起反对。

这次讨论,确定了一条用以阻止洋人在中国境内修筑铁路的有效方法:

“(若列强说他们)自能劝导防守为辞,欲增约内;我则必以百姓抗争拆毁,官不能治罪赔偿,等语,载入约内。”

如果列强声称他们可以劝导百姓、保障铁路安全,要求将修筑铁路一事写入条约,则朝廷应该同时提出要求,将百姓若群起抗争拆毁铁路,列强不得要求治罪赔偿这一条,也一并写入条约。如此,“彼族……当必废然思返”,定会知难而退。

此后,“民意”成了清廷反对修筑铁路的核心理由。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民意”,吴淞道路公司在修筑吴淞铁路期间,采取了很多友好措施。比如,公司雇佣当地居民做工,工资高达每人每天200文;收购土地时,不惜出高价以避免纠纷;对沿线居民祖坟细加勘查,力求避免触及破坏……如此种种,有效地赢得了沿线居民的好感。朝廷预想中的反对铁路的群体性事件,并未大量出现。

当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冲突,《申报》光绪二年九月初七曾报道过一次群体性事件:

“前日,吴淞至江湾之火车,正驶行时,中途陡遇男妇老稚八、九百人前来拦阻。诘其故,称因前日机车中之火星飞入该处附近之草屋上,致兆焚如也。管车洋人即温语慰之,并许以当令管事者前来查看,众人方始让路。乃开行甫数步,众人中有谓何为轻纵?前行者因复蜂拥而来,冀图拉住。后觉机器力大不能敌,遂各释手。车遂启行。”

这类零星的冲突里,民众的诉求止于自身利益的维护,而非是要拆毁铁路。

真正的敌意,来自朝廷和士大夫。早在铁路铺设初期,上海的一些绅士即酝酿阻止,甚至打算采取卧轨自杀的方式,且一度付诸实施,因司机及时刹住火车,才未酿成事故。直接导致铁路被拆的事件,则是一名中国士兵在铁路上自杀。

当时有很多人怀疑,这场士兵自杀,是清廷的故意安排。

比如,《泰晤士报》曾如此报道:

“在(火车通行后)一月期内,一个人被火车轧死了。……人们很怀疑他是受地方官吏唆使的。不管怎样,这个事件是被大大地利用了。这个道台……提出了‘以命偿命’的要求——即以火车司机的命来抵偿死者的命。这个想法当然是可笑的。……但是,英国领事想,举行一个正式的审讯也许会使中国人满意。在他的指示下,一个由副领事承审的误杀案的审判举行了。不用说,案件在初审法院,就结束了。这个司机立即无罪放免,但是官吏们的敌意却没有得到缓和。

“被压死的人是一名中国士兵。调查结果是,死者既没有财产,也没有亲友。另据现场目击者称,当事人明显是主动赴死:‘该兵当时向火车而行,司机鸣放汽笛后即离开轨道,迨火车行近其身只六码时,忽又跨入铁道内致惨死’——故而当时的媒体认为,这名中国士兵之死是有预谋的,而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中国政府,具体来说,即上海道台衙门。”

事情的真相已很难廓清。但这次事故给交涉带来了直接转机,清廷以之对外展示了中国的“民意所向”,吴淞铁路最终能够被拆除,这条人命“功不可没”。

拆毁前夕,有145名上海、吴淞、江湾地区商民,联名公禀两江总督沈葆桢,请求保留铁路继续运营。沈葆桢也明白铁路是好东西,“铜线(指电报线)、铁路,如其有成,亦中国将来之利也”,但他绝不愿意这种好东西出现在自己的辖区,妨害到自己的仕途,如《南亭笔记》所载:

“(沈葆桢)督两江时,适外人创淞沪铁路成。文肃(沈葆桢谥号文肃)仰承朝命,以巨金购得。或劝仍置原处,以便途人。文肃怫然曰:‘铁路虽中国必兴之业,然断不可使后人借口曰:是沈某任两江时所创也。’遂决意拆之去。”

图:吴淞铁路通车

有精神火车,无需实体火车

回到刘铭传1880年末请求“筹造铁路”的奏折。

这份奏折之所以震动朝野,引发大论战,直接的原因有二:(1)唐廷枢正致力于兴建唐胥铁路,以满足运输开平煤炭之需,唐深知铁路之事不能讨论,故低调去做,但非议之声仍然随之而起;(2)本年中、俄关于伊犁问题的交涉趋于紧张,修筑铁路以巩固国防成为一种当务之急。

刘铭传进京上奏,是引发争论的导火索。他是军旅出身,言谈所及,也局限在军事国防范畴。

他在奏折里说,俄国“自欧洲起造铁路”,已进逼至中国边境,“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等到俄人铁路全部修成,“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所以中国也要赶紧修筑铁路,才能“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转运枪炮,朝发夕至”,拥有迅速集结全国兵力与物资的能力,“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不但内部的地方割据势力无法再存,外部来自俄国、日本的威胁也可以解除。

刘铭传建议清廷建造南北铁路干线:南路二条,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均达北京;北路由北京东至沈阳,西通甘肃。

收到奏折的当天,清廷下达上谕:“着李鸿章、刘坤一北洋、南洋大臣悉心筹商,妥议具奏。”论战遂起。

李鸿章是刘铭传上奏的幕后操纵者。在此之前,为谋建铁路,李已呼吁了20余年。朝廷谕旨下达后,李即写了一封4000余字的长折,全力支持刘铭传。

李的奏折,颇为讲究策略。他很清楚,修建铁路最大的阻力,来自意识形态层面的“道义”,所以奏折开篇,即努力“证明”修建铁路与圣贤之道相通:“圣人既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修铁路,与圣人们“济不通”、“利天下”本质相同。

紧接其后,李陈述了建造铁路的九大好处,如:沟通南北物流,于国计民生大为有利;有利于军队输送,可巩固国防;四方军队可迅速向京师集结,可免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耻;于救灾物资运输大有裨益,若有铁路,丁戊奇荒断不致饿死那么多人;等等。

针对在朝廷高层极有市场的“造铁路等于开门迎盗”,方便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来去自如的观点,李鸿章说:“各国之有铁路,皆所以征兵御敌,而未闻为敌用”,认为这种担忧纯属庸人自扰,铁路建造在本国土地之上,岂有本国政府无力控制而任由外敌借此铁路驰骋之理。再者,若我不能自强,即便不造铁路,外敌岂不同样还是会在我国内逞强?

此前,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曾上奏反对修筑铁路,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铁路一开,会导致“中国之车夫贩竖将无以谋衣食,恐小民失其生计,必滋事端”,担忧铁路会夺了像马车夫们这些人的生计,引发社会动荡。

李鸿章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他举例说:英国初造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结果铁路造成,沿线以马车为营生的人反而更多了,因为铁路只走大道,偏僻乡镇仍然需要马车,铁路带动沿线城镇发展,马车的需求也自然上涨,造铁路非但不会夺民生计,反而是为百姓谋利的好事。

对于朝野间极流行的不可造铁路使洋人觊觎内地的观点,李鸿章也深感荒谬——“若虑远人之觊觎,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机,无论远人未必就范,即使竟绝觊觎,揆之谋国庇民之道,古今无此办法也。”——为预防外敌,而让老百姓穷困潦倒,古往今来,从无这等治国之道。

末了,这位洋务老臣如此向朝廷吐露自己的心声:

“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图:唐山至胥各庄铁路通车仪式,中间站立者为李鸿章

李鸿章希望“当路大君子”洞悉天下中外实情,不要仅凭道听途说、胡乱决策、误国误民,愿望诚然是好的。但悲哀的是,对许多士大夫而言,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并不是他们的信仰,脱离了生活的所谓“圣贤之道”才是。所以,即使他们告别道听途说,对近代文明作一番切身的实地考察,所得出来的结论,也仍可能是荒谬的。

通政使参议刘锡鸿,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刘曾出使英、德两国,对西方国家有切身了解。在此次论战中,他总结了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得到反对修筑铁路者如李鸿藻、翁同龢、额裕等人的激赏。其出使西方的经历,大大增强了其反对意见的权重。

刘的反对意见,大致有六:

(1)反驳铁路有利于巩固国防。刘认为守国之道在于人和,并兼重地形之险,若造铁路,则不惟不设险,而且自平其险。

(2)反驳修铁路搞运输可以充裕国库。刘认为:“圣朝之生财自有大道,岂效商贾所为”。

(3)针对有人提出修建铁路,便于朝廷访查各地民情,有益于政治清明,刘认为:“察吏之昏明,在精神不在足迹”。

(4)反驳铁路利于民生的观点。刘认为铁路确实利于人民出游,可使商贾得利,但货物流通便捷的同时,还会导致“人心必增奢侈,财产日以虚糜”。

(5)刘认为修筑铁路将使“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

(6)刘认为修铁路将引发民乱,“盖百姓此时愤心未平,一旦创造铁路,复毁其田庐坟墓,则众怒益甚。而伏莽之贼,遂得借共杀英人为名,因众心以作乱。”

以上意见,是有理论渊源的。出使西方期间,刘写有日记《英轺私记》,其中记载了一则轶事,有助于理解他在此次论争中的立场:

驻英时,一位“波斯藩王”曾问刘锡鸿,中国何以不制造火轮车。刘以一种充满了哲理智慧的幽默作为回答:“目前,我们大清政府正计划在朝廷上制造大火车,这种大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却能一日行使数万里。”“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刘锡鸿带着自信的微笑告诉他:“(根据我们中国圣人四书五经的教导)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

在刘看来,四书五经所规范的意识形态,是胜过任何实体火车的“精神火车”。实实体火车会扰乱帝国秩序,给维稳造成麻烦,惟有这列“精神火车”能给清帝国带来和谐。

刘锡鸿自己,也被自己的这番妙论所折服,他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

“(波斯藩王)闻之亦大笑。余自到伦敦,凡出拜客,必正使(郭嵩焘)与偕,未尝向人稍伸辩论。此次每一答驳,波斯藩王必点头不已。语毕辞去,王曰:今日领教殊快,无怪是中国有名人。”

与刘锡鸿的自鸣得意大略同时,《泰晤士报》刊文尖锐讽刺了清廷对近代文明的拒绝:

“中国阻止进益之党,不作他事,只以禁止改变为务。毁弃铁路主议者何人?不得而知,闻共有七人,史册内载,历来开创有七个圣人,似此可编为‘七愚’姓名,传之后世。年来论及吴淞铁路,嬉笑怒骂,兼而有之……不料与郭(嵩焘)同来之柏林公使(刘锡鸿),同观、同想而不同心,谓电报、铁路虽于不慊于心之夷鬼有用,于汉人全不相宜……从前中国有个皇帝,恐民智之日滋,因而焚书坑儒,至今传以为笑。阻止铁路之人,亦必贻笑后代无疑也。”

最终,刘锡鸿的“精神火车”战胜了李鸿章们的实体火车。朝廷下旨,刘铭传的奏折“毋庸再议”。

数年之后,明治二十年,也就是1887,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向日本当局提交了《征讨清国策案》。《策案》中称,清廷共计有军队“一百一十七万人”,其中战斗力最强者,是“练军约十万人”加上“勇兵大约三十万人”,但这些部队不足为惧,原因之一正是:

“以此四十万之兵员,布于我十倍之土地面积,特别是道路粗糙恶劣,交通甚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事,也难以直接调遣邻省之兵。”

图:刘锡鸿

参考资料:《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社科文献出版社;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华书局;小川又次:《征讨清国策案》,米庆余/译,收录于《日藏甲午战争秘录》,(澳门)中华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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