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史传统如何影响中国:蒋廷黻的哥大岁月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1-22,星期四 | 阅读:90

撰文:杨钊

受到系统而严格的西洋史学术训练之后,蒋廷黻回国任教于南开与清华,并提出了“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的理念,塑造了一个中国史学界的清华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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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1919年夏季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先主修新闻学,后来改攻政治科学,最后把自己的专业定为历史学。蒋廷黻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工党,主要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Labor and Empire: A Study of the Reaction of British Labor, Mainly as Represented in Parliament, to British Imperialism Since 1880)。他的论文1923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收入哥大政治科学学院编辑的《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

“英国影响越来越大的政治因素,即英国工党在最近的四十年中对于英国的帝国主义究竟做了些什么?”“像印度、墨西哥和中国这样深受近代帝国主义之害的国家,能从几大列强国内的左派政治势力中获得比右派政治势力更好的待遇吗?”蒋廷黻在论文序言中阐明了自己问题意识来源,他是一个深具现实关怀的历史学者。在谈到数次变换专业原因时,蒋廷黻称,“我想如果我能成为中国报界大亨,我就能左右中国政治”,“为了左右政治,就必须懂得政治,欲想懂得政治,就必须专攻政治科学”,“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

此时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中国在一战中本是战胜国,却在规划战后秩序的巴黎和会上受到极为不公正的对待,山东权益遭到严重损害,从而导致了五四学生运动的爆发。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空前强烈,极为关注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政策。蒋廷黻在进入哥大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曾经作为中国学生青年会志愿者前往法国前线慰问中国战地劳工,亲身经历了一战,并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数度赴巴黎”。蒋在之后的回忆中说,“我对一向主张全世界人民自决的威尔逊,实在不解,何以他竟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不过,我想威氏此举必有不便公之于世的充分理由,也说不定”。

中国的政治形势、个人经历以及对国际局势的思考,使得蒋廷黻带上强烈的现实关怀。当时的国际格局,美国的国力虽然蒸蒸日上,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美国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两大外交传统的博弈使美国对外参与十分有限,而老牌强国英国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世界大国,对中国这样的弱国的命运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外,论文指导老师海斯从事欧洲史研究,并在1914年之后重点关注民族主义问题,因此蒋廷黻在选题时把重点放在英国帝国主义政策上十分自然。

蒋廷黻的论文题目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劳工,一个是帝国主义。蒋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曾经有这样的情况。帝国主义之所以不同以往,是由于经济因素发生了变化。“准确的说,最近四十年的帝国主义不应被称为经济帝国主义,而应被称为制造商—投资者帝国主义。这不是因为现代的帝国主义者是一个单独的阶级,而是因为现代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变化”。蒋廷黻看到,经济生活变化导致了西方政治生活也开始出现新的转变,“一个新的阶级诞生了,他们虽然在政治上被赋予选举权,但是仍然通过工资谋生,也就是说,一部分人使用另一部分人所拥有的工具和原料来工作”。这个新的劳工阶级在英国拥有了选举权,而且人数越来越多,他们的诉求和看法必将对英国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他敏锐地抓住了英国社会的这个重要变化,预见到代表这个新兴阶级的政党——英国工党将打破原有的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政格局,英国政治出现了新的可能性。因此,通过透视这个政治上属于左翼的政党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可以看到英国对外政策上可能会发生的变化,以及这是否能够使中国这样的弱国获得更好的国际环境。

工党的政治力量在不断上升,但是一直处于在野党的地位,所以蒋廷黻重点关注工党国会议员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他们是工党政治实力的代表,而且在将来极有可能成为决定英国外交政策的人。有意思的是,就在蒋廷黻博士论文出版之后的1924年,工党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执政党,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1937)出面组阁并担任首相,这就使蒋的博士论文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蒋廷黻想重点探讨劳工运动与帝国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他列举了几位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理论,指出马克思和考茨基认为工人对国家的概念会越来越淡漠,不会像之前那么爱国,而饶勒斯和伯恩斯坦则依旧认为爱国主义是工人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都不会支持帝国主义或具有扩张性的民族主义”。蒋廷黻提到了冯·伯恩哈迪(F.von Bernhardi)、约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和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等非社会主义思想家对阶级斗争和国家间斗争关系的理论。在这样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背景之下,这篇博士论文的研究重点放在1880年之后英国工党关于帝国主义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立场上。英国工党的立场主要体现在工党国会议员身上,所以论文主要史料就是英国国会的辩论记录(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英国国会的文件(Parliamentary Papers)和英国工党年度代表大会的记录(Report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Labor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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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哥大政治科学学院名师荟萃,处于极为鼎盛的时期,任教的学者包括著名的国际法学教授、担任过国际法院法官的约翰·巴塞特·穆尔(John Bassett Moore,1860-1947),担任过美国社会学协会会长(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社会学家富兰克林·亨利·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1855-1931),以及培养出了陈焕章、马寅初和赵乃抟这三位中国著名经济学者的财政学和经济史大家艾德温·赛里格曼(Edwin R.A. Seligman, 1861-1939)。当时的历史系属于政治科学学院,按照规定,历史系的学生也要修读同样属于政治科学学院的公共法律与比较法学系、经济学系和社会科学系课程。因此,蒋廷黻读博期间修读了很多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课程,对他的博士论文产生了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之后出掌清华历史系提出的“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的观念也溯源于此。

当然,对蒋廷黻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其实还是几位从事欧洲史和美国史研究的西洋史学者。蒋廷黻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是哥大政治学院历史系教授卡尔顿·海斯(Carlton J. H. Hayes, 1882-1964)。海斯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外交家,民族主义问题研究专家,虔诚的天主教徒,并于1942年至1945年担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海斯1909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美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哈维·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论文题目是关于日耳曼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海斯1919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史教授,并多次担任哥大历史系主任。海斯1945年成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并发表题为“美国的边疆——什么边疆?”(The American Frontier—Frontier  of  What?)的主旨演讲。海斯在哥大讲授的课程是“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他认为,“工业革命前的社会和工业革命后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工业革命前的放任主义在工业革命后已经全不适用。国家必须干涉。他清楚指出:德国俾斯麦和后来英国的劳合·乔治有关社会的立法,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且是非常高明的。”他敏锐地发现了工业革命之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并预见到了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想在20世纪西方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蒋廷黻受到海斯的启发,开始关注英国工党这个方兴未艾的新政党,因为它极有可能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并试图从工党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态度中发现英国外交政策所可能发生的变化。沙费尔德对欧洲扩张问题的重视与海斯对欧洲社会左翼政治兴起的关注,成为蒋廷黻的重要学术来源。

卡尔顿·海斯

蒋廷黻读书期间,非常重视的一门课程就是哥大著名的美国史教授威廉·邓宁(William A. Dunning,1857-1922)教授的“政治学原理”。邓宁1885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内战和重建时期的美国宪法,1860-1867》(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1860–1867 )。他曾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一年,师从德国普鲁士学派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学习欧洲史。特赖奇克秉持民族主义的观点书写德国历史,著有《19世纪德国史》,他的学生包括美国著名黑人历史学家W.E.B.杜波依斯(W.E.B. Du Bois,1868-1963)。邓宁在1903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哲学教授,在这两个领域中都很有造诣。他是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创办者之一,并在1913年成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1923年成为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主席。

邓宁

邓宁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内战和重建时期的历史,并创立了美国重建史领域中的邓宁学派(Dunning School)。一大批南部的历史学家都跟随邓宁研究重建史,他们毕业后回到南方,基本控制了美国南部大学的历史系,深刻塑造了南部白人对重建问题的认识。这派学者对重建基本持否定态度,将其视为北方人的阴谋,而且他们认为黑人在政治上十分无能。邓宁之所以对激进重建持否定态度,是因为他非常看重政治秩序的稳定。在他看来,北方的激进重建政策破坏了南部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使南方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与冲击。在南部白人通过州权重新获得优势地位,并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之后,南部的稳定才得到恢复。他对重建时期历史的认识影响到了他在哥大讲授的“政治学原理”。蒋廷黻在回忆这门课时称,“邓宁不独断、不大重视教条。他仅仅提出对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学生肯考虑他所提出的看法,加以深思的话,他们一定会了解政治学说的最终问题是政权的性质问题,政治家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政权。在政权稳定的时候,大学教授们似乎用不着强调稳定政权的困难。但从那时起,我就感到有些国家的人民,连最低限度的稳定都做不到,而稳定政权、建立秩序乃是一国政治的基点。若干年后,我越发认为邓宁教授的见解是高明的。”

蒋廷黻在1930年代著名的独裁与民主论战中,坚决拥护国民党政权的“新式独裁”,反对胡适等人的民主诉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理由就是面临日本入侵威胁的中国需要保持稳定与秩序,这种观点可以说深受邓宁的影响。

除了在哥大听邓宁教授的讲授,蒋廷黻还到当时在纽约新成立的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听英国左派政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J. Laski,1893-1950)讲授的“政治学原理”。拉斯基毕业于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 Oxford),获得了历史学学士学位。1916年,拉斯基开始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教授世界近代史,随后也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1919年—1920年在纽约新成立的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学,主要教授“政治学原理”。从1926年至1950年,拉斯基一直担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政治学教授,在1922—1936年担任英国费边社执委会委员,1945—1946年担任英国工党主席。拉斯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试图调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的科学社会主义中间走出一个“第三条道路”,对民国时期中国的思想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蒋廷黻对拉斯基的印象很深,“我上午去听邓宁的课,下午去上拉斯基的课。他们二人不仅在理论上针锋相对,教法也截然不同”,“与邓宁正相反,拉斯基教授以其雄辩滔滔的口才慑服了我们。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授课时他会引证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奥斯丁、圣·阿奎那以及法国大革命前各家的著述。授课时,他从不停止。我们常被他的言语带开。我认为有许多次他自己也如脱缰野马,易放难收”。从拉斯基的学术经历来看,他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历史学的训练,而且他在早期教授的也主要是欧洲史、英国史、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从蒋廷黻的回忆来看,他讲授“政治学原理”课程的时候最为注重的也是政治思想史。拉斯基的这种治学风格和学术背景对蒋廷黻把学术兴趣放在政治史和外交史方面是有很大影响的。此外,作为英国工党最为重要的理论家之一,拉斯基在课堂上肯定会传播工党和费边社的政治思想。蒋廷黻选择把英国工党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其灵感来源之一就有拉斯基的课程。而且能够亲自聆听工党理论家的授课,会有助于蒋廷黻在从事博士论文的写作中能够对工党的理论有更为准确的把握。

除了导师卡尔顿·海斯教授之外,威廉·沙费尔德教授的“欧洲发展史”课程对蒋廷黻的影响最大,直接决定了他博士论文的选题。威廉·沙费尔德(William R. Shepherd, 1871-1934)在1896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随后又去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最后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沙费尔德被认为是美国史学界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开创者,他在1909年美国历史学会(AHA)年会上发表演讲,呼吁美国史学界加强对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美洲殖民地的研究,而不能仅仅关注英属美洲殖民地。沙费尔德在“欧洲发展史”的课程上虽然没有直接去探讨帝国主义问题,甚至没有使用过“帝国主义”一词,但是他一直在探讨欧洲人在近代的扩张。由于沙费尔德的主要研究兴趣是拉美史,所以他对欧洲的殖民扩张尤为关注就毫不奇怪了。

蒋廷黻并没有明确地看到沙费尔德对殖民扩张持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只是听到了他对欧洲人扩张的两面性的客观分析。沙费尔德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欧洲国家把他们的文明(从政治、经济到宗教),带到新发展的地区去。另一方面,欧洲人也从占领地区学到一些事物,开始更了解欧洲人在欧洲以外土地上接触到新动物、新植物和新社会”。从中可以看到,沙费尔德既没有像很多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者那样对殖民扩张进行道德上的简单谴责,也没有像宗主国中的那些拥有极强种族优越感的帝国主义者那样,认为殖民扩张只有单向的正面效果。他这种态度触发了蒋廷黻对帝国主义问题的思考,促使他探讨英国工党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态度,而且使蒋廷黻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帝国主义进行理性的分析与研究。蒋廷黻之后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的很多基本历史观点,可以明显地看到沙费尔德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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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留美生中,能够做一个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的研究课题的学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像历史学这样需要深厚文化背景的学科就更是如此。蒋廷黻在当时美国“新史学”的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不仅选修的基本都是西洋史和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而且博士论文选择了一个纯粹的英国史题目,确实难能可贵。蒋廷黻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和文化上的隔膜,完成了这样一篇厚重的英国史博士论文,并且在1923年顺利出版,收入哥大著名的《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充分展现了他的史学才华,为他之后的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蒋廷黻的博士论文运用了大量的英国国会的辩论记录、基本文件和英国工党代表大会的记录等一手英文史料,使整篇论文具有非常扎实的史料基础。它能够顺利出版,并且得到几本美国社会科学领域重要学术期刊的推介,充分说明了它的学术地位。一位中国留学生的英国史博士论文能够得到这样肯定,在当时中国现代学术刚刚起步的历史时期实属不易。

蒋廷黻所修的史学课程老师,都是当时美国史学界的一流学者,邓宁和海斯曾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跻身于美国史学界领军人物行列。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基本上都曾经在博士期间留学德国,受到过德国19世纪现代史学的熏陶,有着非常扎实的史学功底。而且他们大都研究的是欧洲史和美国史,属于美国史学界的研究主流。此外,他们还都深受20世纪初詹姆斯·鲁滨逊和查尔斯·比尔德“新史学”观念的重要影响,共同支撑起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这个当时的史学重镇。1920年代的美国史学界基本上由欧洲史和美国史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一流的史学人才和重要的史学方法都来自于这些领域。作为一名留学美国学习历史的学生,只有完全进入美国西洋史的研究领域之中,才能真正学到美国史学界最精华的东西。蒋廷黻跟随这批史学大家接受了美国第一流的史学训练,深入到了美国西洋史的整个学术脉络之中,并为这个学术传统做出了自己的一点贡献。在受到这样系统而严格的西洋史学术训练之后,蒋廷黻回国任教于南开与清华,并提出了“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的理念,塑造了一个中国史学界的清华学派,使自古传统深厚的中国史学真正完成了现代转型,实现了美国的西洋史传统在中国的知识迁移。

(作者授权刊发,注释略去,原文标题《蒋廷黻的博士论文》载《读书》2018年第10期,刊发时有删改)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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