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公立教育的公共价值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1-22,星期四 | 阅读:630

岳源 为FT中文网撰稿

11月2日,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官方公众号“重庆招考”发表题为“考生关注的热点问题,都在这儿”的文章,文中称“政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普通高校的录取。”11月7日,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刊发报道,引述重庆考试院消息,称“政审材料是参加高考录取的必备材料”,重申政审不合格不能参加普通高校录取。

报道一出,旋即触动公众敏感神经。有媒体追问重庆考试院,却得到“记者搞错了”的答复。但11月8日晚间,该考试院又发文致歉,称微信文章表述有误,将“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述为“政审”不规范、不准确。

的确,“政审”一词在中国现实语境中,有着其特殊含义和时代烙印,随着社会不断开放发展,“政审”渐渐被认为是落后的、倒退的,不符合现实国情的。结合当下中国时局,重提“政审”一词,显然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甚至担忧。

笔者比较认可重庆考试院最后给出的解释——这仅仅是一个乌龙事件。《重庆日报》记者根据官方微信使用“政审”一词,不能算错,充其量算“没过脑子”,而汉语中对缩略语的想当然误用则可能是导致最初用词不准的原因。故而也无须揪着“政审”一词不放,大批时代倒退。

但是,撇开“政审”一词的误用不谈,笔者却觉得《重庆日报》的报道中另有一处值得拿来讨论。报道中称“道德品质恶劣;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属政审不合格,不能参加普通高校录取。

且先不说道德品质如何加以量化评价,违法犯罪行为这种表述的含混不清,笔者认为,以这两者模糊的评价标准,来剥夺学生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权利,有违公立教育的价值所在。

众所周知,教育体系一般被划分为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公立教育主要政府出资,经费主要来自财政拨款,少部分来自社会捐助等渠道,公立学校的老师在中国往往有事业编制,而在美国,这些老师属于政府公务员。私立教育则几乎不依靠政府财政,经费来自学费和捐助以及其他渠道,例如哈佛大学。

而又因中国绝大部分大中小学都为公立学校,而几乎所有民办学校又都经过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建立,因此,中国教育体系无疑是以公立教育为主,这是由此事件展开讨论的必要前提。

公立教育之所以姓“公”,主要体现在它的公共属性上。一方面,它的资金来自纳税人缴税,因此公立教育机构属于全民共有;另一方面,正因如此,人们理应有平等享有接受公立教育的权利。所以,其价值的核心也应立在“公”上,即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提供保底的教育机会(少数人选择接受私立教育),并为社会培养各类人才,同时提供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此三者中,又以第一点最为紧要,也是公立教育区别于私立教育的最大特征。

中国于1986年确立义务教育制度,随后大力扶持并普及高等教育,说明中国早已清晰地认识到教育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但国家的发展,归根到底终究还是每个个人的发展。公立教育就是一种保底机制,旨在给绝大部分人提供平等、廉价的教育机会。

这种保底机制中,最为可贵的就是平等。不管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行,还是虽受诟病颇多但被称为最为公平的高考制度,中国的教育机制一直在试图拉平接受教育的机会。提供保底教育的目的或者说结果,并不是培养几千个乔布斯,而是让学生发展出健全的人格,以及与之相应的能够独立生活,并获得快乐的能力。

假如剥夺那些所谓“道德败坏”的学生、违法犯罪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其实也是剥夺社会转变他们的机会,社会整体利益不是增多了,而是减少了,以为是甩下了包袱,其实滋生着风险。

禁止此类学生参加高考的理由并不难猜,其一是对这类学生的附加惩罚,其二是担心他们进入校园会成为不安因素。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特例,《美国之音》(VOA)在2017年就曾发表报道,称在美国有前科者更难被大学录取,从其他学生、家长,以及学校角度考量不无道理。但有研究数据显示,给行为不端者或罪犯提供教育机会,能够显著降低这些人重复不当或者犯罪行为的几率。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在2013年发表的一份研究中指出,接受矫正教育的服刑人员的再犯率比没接受教育的服刑人员低43%。此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也通过分析多个研究,指出提供更多教育机会可以降低犯罪。

提供公立教育的第二个价值是培养社会所需人才。如果一部分人无法接受保底教育,那么想成为人才的几率也会大打折扣,同样的,社会与这一部分人面临“双输”局面。

而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则是公立教育,特别是公立高等教育的应有之义。高等教育机构不仅培养人才,还思考问题,生产知识,并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据我了解,美国许多州立高校都有扩展服务机构(Extension Service),旨在将研究成果使用到周内各个县市,同时为周内居民、单位提供信息查询和咨询服务。如何让所谓道德品质恶劣、甚至违法犯罪人员能够接受教育,重新回归社会,这是值得公立高等机构研究并尽快运用到各个社区中的重要课题。

此外,“重庆招考”公众号的对于“政治审查不合格”具体情形的表述,是否存在现行法律法规支撑,仍需要具体解答。

重复前文,该公众号称“道德品质恶劣;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不得参与普通高校录取,但重庆考试院《2019年普通高考报名考生须知》中,仅说明“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不得报考,这与国家一贯政策相符,但与公众号所称相冲突。

同时,中国《高等教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均未提及道德品质恶劣不能报名高考。反倒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提到,“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总体来说,公立教育相对于私立教育,由于它涉及绝大部分人的利益,关系社会总体发展程度,源于社会又要造福社会,因此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各个环节,都必须考虑各类人群利益,充分讨论,从而找到一个可行的最大公约数。公立教育的追求应该像那部著名电影的名字一样,“一个都不能少”。

希望“重庆招考”含混不清的表述,仅仅是又一个乌龙。

(注:岳源是美国田纳西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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