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美国保守主义之父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1-13,星期二 | 阅读:563

撰文:Matthew Continetti | 翻译:陶小路

对美国保守派知识分子运动兴起的传统讲述方式是这样的:因为大萧条和珍珠港事件的发声,那些批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美国插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谓“多余人”的声名随之败裂。然而,到了冷战初期,古典自由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之间组成了一个联盟。1955年,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创立《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巩固了该联盟,其立场为对外反对苏联,对内反对福利制度。该联盟获得的最大胜利乃是1980年里根的当选。但苏联的崩溃使得存在于知识精英中间的保守主义四分五裂,其影响力被削弱,其后又迎来了民粹主义右翼的挑战。

拉塞尔·柯克

但是这种传统叙述没有充分说明拉塞尔·柯克(Russel Kirk)在其中的作用,如果没有他,我们无法讲述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历史。作为作家、教师、专栏作家、小说家的柯克在定义美国保守主义,赋予其实质内容上比除了巴克利之外的任何人的作用都大。然而,他经常与这个由他参与推动的运动中的代表人物产生观点上的争锋,这些争论能够让我们看到美国保守主义的历史比人们通常理解的更加多样化,其内部存在更多张力。

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是学者型的,有着文学色彩,哲学意蕴和诗意,不主张对国际事务采取干涉主义立场。他与自由至上主义者发生冲突,从未认同过约瑟夫·麦卡锡,与《国家评论》保持距离;因为对1990年的海湾战争意见分歧,柯克与新保守主义者决裂;在1992年的共和党初选中支持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柯克一生写了20多本非虚构类书籍,三部小说,数百篇文章和书评以及大约3,000篇报纸专栏,另外还创办了《近代》(Modern Age,1957年)和《大学学人》(The University Bookman,1960年)两份刊物。柯克倡导“永久事物”(permanent things),反对意识形态地思考问题,无论左右翼。他毕生工作所指向的道路未被保守主义运动所采用,在这个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和变化的时刻,这条道路值得我们去重新审视。

柯克出生于1918年10月19日,在密歇根州普利茅斯长大,他就读于密歇根州立大学,在杜克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42年至1946年在陆军服役。这段军旅生涯让这个害羞、书生气的年轻人固有的传统主义观念变得更坚定了:他反对战争和官僚主义,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核弹的新闻令他感到震惊。退役后,柯克回到密歇根州,搬到他的曾祖父母曾经生活的梅科斯塔。从那之后直到去世,他一直生活在那里。不过,柯克经常旅行,他在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

1952年夏天,柯克从圣安德鲁斯大学写信给一个叫亨利·瑞格纳瑞(Henry Regnery)的芝加哥出版商。瑞格纳瑞是一份名叫《世事》(Human Events)的联合创始人,该报纸采取反罗斯福立场。就在前一年,瑞格纳瑞出版了巴克利引起许多争议的首部著作《上帝和耶鲁人》(God and Man at Yale)。瑞格纳瑞一直在寻找新政自由主义和世俗人文主义的批评者。

于是,这样一个批评者找到了瑞格纳瑞。“在我写给你的上一封信中,我提到我可能会把我的《保守主义的溃败》(Conservatives’ Rout)一书手稿寄送与你,”当时34岁的柯克这样写道,“现在我打算这么做了。”柯克最早将这本书的手稿寄给了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Alfred A. Knopf),克诺夫要他将全书的篇幅缩减一半。“我不会删减篇幅。”柯克不会轻易将自己著作的编辑权拱手让人。他希望读者拿到的书与自己所写的没有差别。“在这项保全我们文明的精神、思想和政治传统的事业中,写作本书是我个人为其出的一份力量;如果我们要拯救现代思想,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肯塔基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优秀的柯克信件集,编者是詹姆士·伯森。)

这本500页的书籍于1953年出版时,柯克将其改名为《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桑塔亚那》(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Santayana)。从1960年的第三版开始,副标题中的桑塔亚那被换成了T. S. 艾略特。《保守主义思想》在口碑和商业上都获得了成功,柯克因为此书成为了知识界名流。这本书为一种重新出现的政治信仰命了名,另外还给了它在哲学和文学上的谱系: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柯克在书中的第一页这样写道:“这是一篇围绕定义问题的长篇论文:英美保守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柯克从未给出完整的答案。几十年里,他一直在提醒读者,保守主义抗拒被精确定义。一套对所有人、所有地方和所有时候都同时适用的保守主义纲领是不存在的。 “严格来说,保守主义不是一种政治制度,当然也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柯克1982年这样写道。“它是一种看待公民社会秩序的方式。”柯克一生都在不断回到保守主义的一般原则,通过对著名保守派作家和政治家的研究去理解这些原则,它们包括:对“超越性道德秩序”的信仰;对“社会连续性”的支持;对审慎、多样性和不完美性原则的坚持。

《保守主义思想》为几代保守主义者提供了历史感和理论资源。保守主义者之前感到自己被孤立,在各种政治和文化辩论处于边缘位置,现在保守派可以在从埃德蒙·伯克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一长串思想家的系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柯克在书中所列举的英雄们与他本人的个性一样怪异,他把英国人与美国人,反动派与改革者,南方邦联支持者和北方联邦支持者放在一起来写。书里还写了捍卫奴隶制的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和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这让当代读者感到失望,但是柯克也非常钦佩林肯。柯克对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他提醒读者,“资本主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也对社会主义持同样批评态度。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智识上的伯克继承者需要在两条战线作战:一条战线对抗雅各宾派的继承者以及他们的 ‘惯用武力的学说’;另外一条战线上反对那些完全依靠金钱来维系关系的曼彻斯特的经济学家。”

柯克对经济功利主义、工业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批评使他与许多其他反对政府计划的人区别开来。“我从不称自己为个人主义者;我希望你们没有将这样一种沉闷的意识形态揽入怀抱,“柯克1954年5月写信给校际个人主义者协会(Intercollegiate Society of Individualists)会长维克多·米利奥内(Victor Milione)【后来改名为校际研究所(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政治上,个人主义导向无政府状态;在精神上,个人主义导向可怕的孤寂状态。我甚至不称自己为 ‘个人’(individual);我希望自己是一个人(person)。”柯克说,自由至上主义是死路一条,因为它无法激发人们道德上的想象力。1957年,柯克与哈耶克有过一次公开的对话,二人的分歧在这次的对话中展现得很清楚。多年后,柯克告诉一位年轻的记者,“哈耶克称宗教是神秘主义,我反驳说,有这种认识只能说明对宗教的无知。”

这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怀疑是柯克不愿加入巴克利的《国家评论》的原因之一。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可能可以毫无冲突地融合在巴克利的个性之中,但他只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物。柯克同意每月为《国家评论》撰写专栏,他的专栏从《国家评论》创立一直开到1980年。但柯克与该刊物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柯克的名字从未在《国家评论》的刊头上出现;如果《国家评论》没有发表评论柯克著作的文章,柯克会批评巴克利;该刊物的资深编辑弗兰克·迈耶(Frank Meyer)曾经诋毁过柯克。柯克和这份保守主义运动的旗舰刊物一直保持距离,这点值得关注。“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在一封写于1990年的信中这样谈论《国家评论》的另外一位编辑,“我想我可能应该被归为浪漫主义阵营,在19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一系列争论中,我会站在柯勒律治、斯科特和骚塞的一边。”在为企鹅出版社编选保守主义思想集时,柯克没有选巴克利,新保守主义的教父欧文·克里斯托尔(Ivring Kristol)则被选了进来。

虽然柯克在写于1975年的一封信中称克里斯托尔代表着“善的力量”,但是,冷战结束后,他与新保守主义者交恶。在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一系列讲座中,柯克严厉批评了新保守主义者那种试图从民主资本主义中提炼出一种意识形态的做法。他经常引用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丁(Daniel Boorstin)的话,大意是想表明,美国宪法“无法出口到其他地方”。柯克在一次讲座中说了一句给他带来恶名的话,他说,“许多时候,一些杰出的新保守主义者似乎将特拉维夫当成了美国的首都”。这句不太恰当的评论暗指新保守派心中怀有双重忠诚,成为新保守派与持“美国优先”立场的旧保守派之间冲突的导火索。让人们对整件事更摸不清楚状况的是,柯克同时强烈反对反犹主义,他在同一次讲话中说:“我很同情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并对其中一些人表示钦佩。”

密歇根州的梅科斯塔与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相距甚远,同样的,柯克置身于里根、乔治·布什政府的保守主义权力中心之外,在思想上也与其没有多少关联。这也成了某种隐喻:柯克对由他所定义的保守主义运动的影响力逐渐减弱。随着保守主义运动越来越多地与共和党交织在一起,保守主义的哲学原则被转化为公共政策,柯克退居幕后,只在家中与妻子和四个女儿招待渴望求知的学子。

如果柯克而非巴克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为为公众熟知的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吗?也许会吧。然而,柯克是一位文人,而非领导者。柯克的传记作者布拉德利·J·比尔泽(Bradley J. Birzer)这样写道,“按照21世纪的美国或西方社会的任何标准,都可以说,柯克的个性古怪且独特。”如果柯克成为代表人物,智识上的保守主义的吸引力可能会变得有限。

柯克没有兴趣去捍卫一个党派的政治议程。他想要做的是去提倡一种精神气质。柯克在1963年写给后来因创作科幻小说成名的杰瑞·普尔内尔(Jerry Pournelle)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个国家仍然有很多人支持一种富有想象力的保守主义。虽然情况不容乐观,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成功地从现代世界的残骸中拯救出许多美好的东西来;如亨利·亚当斯喜欢用他那种尖酸刻薄的语气所说的, ‘乐趣存在于做事的过程中’。”柯克试图培养一种道德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能够让我们不仅可以从他人的角度看待世界,而且可以从过去和未来的角度去看世界。他没有社会复兴的宏伟计划,没有实现用某一种价值一统世界的愿望。“保守主义者说:‘政治是可能的艺术’,他认为制定政策的目的在于维护秩序、正义和自由。”

最重要的是,柯克提醒世人,伯克所说的“契约关系”“不仅存在于生者与生者之间,而且是生者、死者和后人之间”。他希望人们去关注他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英雄T. S. 艾略特所称之为“永恒的时刻”(“timeless moments”),我们的过去和现在正是被这些“永恒的时刻”所连接。

我第一次柯克还是在大学期间,在那之前,伯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对我影响很大。《保守主义思想》的博大令我印象深刻:不仅仅因为这是一本鸿篇巨制,更是被柯克文本中的宏伟气魄,被其中的神话、诗歌、想象力和精神所打动。我知道柯克的方法作为具体政治行动指南很有限,我知道那种文化上的愁绪以及从文学角度对政治的蔑视会有怎样的危险,但我仍然能够看到,他对一般原则的强调可以防止保守主义被某个政治议程拖累,或者被简化为任何一个有缺陷的政策,被某个个人所代表。

如果我们在重写保守主义的历史时充分考虑柯克发挥的作用,我们会看到保守主义更为复杂的图景:五角大楼和边际税率的重要性退居其次,各种宗教群体、学校、国家和地方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地位会凸显出来。应当以何种态度去面对人工智能、硅谷、社交媒体、言论自由、无人机战争、全球化和福利支出等问题,柯克的作品能够给我们这一代保守派以及自由派提供很多思想资源。在纪念柯克诞辰百年那天,我心怀感激,记起了他最喜欢的艾略特的“小吉丁”(Little Gidding)中诗句:

“死者活着的时候,无法以言词表达的,
他们作为死者能告诉你:死者的交流思想
超乎生者的语言之外是用火表达的。”(这里引用的是汤永宽的译本——译者注)

(本文选自《大西洋月刊》,《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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