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是一个很愚蠢的词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1-8,星期四 | 阅读:110

文 | 谌旭彬

中国知识界喜欢谈论“国民性”,喜欢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据说这句话来自柏拉图,没有查考过,不知真假)之类的格言。

我很讨厌“国民性”这个词,也完全不认同上述格言。

因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国民性”。

决定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当然不排除社会中存在圣人贤哲)日常行为模式的,不是他们的学识素养,而是统治他们、或服务于他们的权力的具体运作。亦即:不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xx”,而是“有什么样的xx,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这是一个早在西汉,就已被政论家贾谊参透了的常识。

他在《新书·时变篇》里写道: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嶹,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而轻简父母也,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大意是:自商鞅变法,抛弃礼义、仁恩,秦国的社会风俗就坏掉了。父亲借用耕具,儿子会流露出恩赐的表情;母亲拿取笤帚,儿媳会站起来谇骂。秦国的家庭,慈子耆利、轻简父母,与禽兽没有多少区别。

秦人的日常行为模式里缺乏仁义,是因为秦政在具体运作中缺乏仁义。

商鞅变法,在理论上,以礼乐、诗书、良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为妨害国家强盛的“六虱”,推崇“民愚则易治”,强调“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在实操中,用律法破坏了秦国原有的聚族而居的传统,“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以强化国家对民众的控制,进而汲取更多资源。

为了适应这种不仁之政,秦人也只好成为不仁之民。秦政孜孜以汲取为能事,将秦民拆散成一个个维持在贫困线上下的原子化小家庭,秦民也就只好拒绝赡养已分家的父兄,亦即贾谊所谓的“弃礼义,捐廉耻”——无意承担养老义务的秦政,为维稳计出台了严酷的律法,推行“以法治孝”,也是无济于事。

这种“秦制故事”,贯穿了二十四史。

清代流行《增广贤文》,内中满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即与康雍乾时代文网严密,言说者人人自危、人人主动自我审查有直接关系。

如王汎森在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中所总结的那般:

“乾隆朝,最常见的受害者是下层的识字人。在社会各地游走的识字人,算命的术士或走方的医生,受祸的频率较高,他们经常游走各地,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比较容易在语言文词中惹下麻烦,尤其术士常常预言自己或他人的命格,如果预言过当,往往是一个很大的忌讳。有意思的是,他们被查出问题的时刻,往往是离开家乡,在经往某处的途中被拦寻查出,或是投宿旅店时被查出,可见人们对本地社会以外的游离人物有较高的警戒和敌意。此外,替人家写状子的人,地方上的监生、生员,或是被黜革的生员,或是进学不成的童生,也是常见的受害者。另外,还有一些略解文墨的疯子。”

不是学识素养让清民变成了“逢人且说三分话”、“得缩头时且缩头”之人,而是高压得让人窒息的清政,让他们不得不变成这种人。

今人喜用“国民性”这个愚蠢的词汇,大约多少都受到过鲁迅的影响。鲁迅生前,以“犀利批判国民性里的劣根性”著称;身后,其文章长期入选教科书,“犀利批判国民性里的劣根性”成了一代代学生需要背诵的主题思想和段落大意。但是,一个具体的阿Q可能是阿Q自己的问题,满大街都是阿Q,还是阿Q自己的问题吗?

其实,在“批判国民性”这件事上,鲁迅不是走得最远之人。承认存在“国民性”这种东西,将“批判国民性”看成一种理所当然,其潜台词即意味着“国民程度不足需要改造”,随之而来的便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塑造新人”。倒果为因、由因灭果,自然就成了闹剧乃至悲剧。

一个具体的阿Q,需要的是教育和启蒙。满大街的阿Q,从来不是“批判国民性”就可以扭转。


来源:史料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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