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教皇梦”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1-6,星期二 | 阅读:71

文 | 谌旭彬

1891年初,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

在草堂存在的七年(1891-1897)时间里,康有为打造出了一支名曰“康党”(这是一个康、梁也认可的称呼)的草堂弟子兵。这是康数十年政治生涯里最重要的资本。

草堂执教期间,康有为还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政治著作《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此两书与同时代经学家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之间,存在着“抄袭”或“借鉴”关系,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

这两部著作,也是康有为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自此,康走上了一条谋求创立孔教、自为教皇的歧路。

图:康有为

狭隘视野里的无知与狂妄

康有为早年并不是孔子的信徒。

作为一个“天命观”极强的人,康终生坚信,自己的生命上依附着某种神秘而伟大的天意。60岁那年,他曾写诗自承:“吾生信天命,自得大无畏”,不无得意地回溯自己出生时的异兆:“大火赤流星,子夜吾生始”。

据康自述,这种极度自负的“天命观”,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19岁师那年,他在岭南人朱次琦处求学,作了一篇离题文章,受到老师的婉言批评和鼓励性表彰,即放言“自此知道著书不算难事,自己和古先贤水准相去不远”(本文部分引文做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这种自负,让康有为对孔子不屑一顾。1917年,康回顾早年心境,如此坦承:“我年轻时想要自成一派,立足于孔子之外,每日里阅读孔子著作,吹毛求疵,对其进行攻击。”

圣人梦做到飞魔入心,康有为遁入家乡西樵山的寺观之中寻求出路,继续在静坐狂思之中走火入魔。康日后回忆:“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

这种“自以为圣人”,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奇怪的“社会责任感”。如康在《自编年谱》中所言:

“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

认为自己的“聪明才力”乃天意所赐、天意赋予了自己经营天下拯救万民使命的青年康有为,撰有《教学通义》一书。

在书中,康感叹朝野内外没有人才,导致国势日趋颓丧;而之所以没有人才,问题出在“教学”上——与同时代同样主张改革教育的郭嵩焘、容闳等人不同,康所谓的“教学”有问题,指的是中国的教育“不师古也”、“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也”,而非指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与近代文明体系接轨。

在康看来,“古”的终极源头是周公之学。周公旦是集黄帝以来“教学”之大成者(盖黄帝相传之制,至周公而极其美备,制度、典章集大成而范天下,人士循之,道法俱举。),“周公之制”是最完美的东西。

青年康有为提出的救亡路径是:

欲挽救危亡,须改革教育;要改革教育,须抛弃孔子的“六经”、直接溯古学习“周公之制”,因为“六经”只是“周公之制”中一个非核心的小组成部分,乃“先王一官之守破坏之余”,沉迷孔子之学乃是误入歧途。

显然,这是一个视野狭隘的青年,因为无知与叛逆而生成的一种常见的狂妄。

图:万木草堂

欲以孔教对抗耶教

尊崇周公、贬低孔子的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期间写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二书,突然转变成了孔子的忠实拥趸。

按康自己的说法,前者“先辟伪经,以著孔子之真面目”;后者“次明孔子之改制,以见生民未有”——创作《新学伪经考》的目的,是为“还原”孔子的真面目;继撰《孔子改制考》的目的,在于阐明孔子乃是“改制”的先锋。

简言之,在康看来,以往众人对孔子的理解与阐释全是错的,只有自己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才符合孔子学说的真意。

1891年,在给好友朱一新的一封书札中,康详细阐述了自己思想上的这种转变的理由。康在信中说:

“我昔日以治国救民为志,今知其必不见用(指第一次上书皇帝失败),而心中热情不能沮灭,又不喜好佛学,……所以关起门来专心阐发孔子之学,以求使其传播四洲,行之万世。”

“……有人说孔子之道至大至中,不必担心传播。我认为不是这样。一种学术能不能传播开来,关键在于‘力’。…… 如今地球四洲,除亚洲有孔子与佛回外,其余皆为耶教所灭。假使我国器艺早精,轮船铁路能驰骋于域外,则早就使欧、墨、非、奥服从孔学了。耶教浅妄,岂能诱之?我国既不能早精器艺,坐今彼诱之而坐大,此乃我们自己不宣扬孔教的失策。”

“……(耶教进入中国数百年而未能兴盛)原因在于信奉耶教之国未灭亚洲罢了。若政权更替,这些信奉耶教之国绝非金、元等无教政权可比,必将以其耶教取代我之孔教。……必将毁我之学宫,改为他们的礼拜堂,必将用《新约》取代儒家经典,从之者以科举相诱,不从者则施以杀戮,此亦非秦始皇之焚书坑儒可比。……我每每想到此处,半夜披衣而起,无不悲伤流涕不能自已。”

这种与耶教文明全面对抗的心态,成了康有为致力于将儒学改造成孔教最直接的动力:

“自京师挫败而归后,我摒绝杂书,日夜研究孔子之学,终于得出非常异义,明白孔子才是创立儒教的圣人。孔子的学说,立人伦,创井田,发三统,明文质,道尧舜,演阴阳,精微深博,无所不包。我现在将这一点阐明出来,可以使孔子之道不必依赖国力也可以广泛流传,只要尽力诠释、努力宣传,孔子之道终有混一全球的一天。不谦虚地说,对孔子之道的这种见解,二千年来我是第一个(原文:二千年来无人见及此者)。有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再辅以礼学、字学……凭着这些经典著作去海外宣扬孔教,我深信其肯定可行。”

康将儒学改造为宗教的努力,得到了万木草堂弟子的认可与支持。弟子称颂乃师的教育成就:

“此乃中国之所寡见,从古教主之迹乃见之,不可以寻常教育家论也。”

梁启超在《支那教改革问题》演讲中,曾如此总结康的政治哲学:

“关于支那者,以宗教革命为第一著手;关于世界者,以宗教统合为第一著手。”

所谓“宗教革命”,即“发明孔子之真教旨”,将儒学改造成孔教。所谓“宗教统合”,即以孔教对抗耶教,来取得“东方远古文明”对抗“西方近代文明”的胜利。

康曾极其乐观地预见:在自己的努力下,孔教终将战胜耶教,混一世界。

图:孔子改制考

“教皇”梦

万木草堂内的讲学,是康有为“孔教救中国”路径的起始。

从这里起步,历经维新、立宪、革命,直至民国,康有为的政治态度屡有变迁,但在“惟孔教才能救中国”这一点,康始终未曾放弃。

1894年、1897年,康曾两次前往桂林讲学。广西是外国教士比较活跃的地区,这给了康很大的刺激。为抵制这种“以夷变夏”,第二次讲学期间,康在桂林成立了一个“以尊孔教救中国为宗旨”的学会——“圣学会”。

学会得到了广西地方官绅的鼎力支持。捐款资助的官绅颇多,广西按察使亲自出面主持,并起草了圣学会章程序文。康起草了《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及《圣学会章程》两个重要文件,其中痛陈:广西自梧州通商以来,“教士猬集,皆独尊耶稣之故;而吾乃不知独尊孔子以广圣教”,故此特设“圣学会”,以求“广大孔子之教”。

“圣学会”的成功,给了康有为极大的信心,使他在戊戌年敢于推动“尊孔教为国教”。在康看来,广西的士绅们如此热心于“圣学会”,那么推而广之,去京城鼓吹“尊孔教为国教”,也应该可行。

在《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中,康有为告诉光绪皇帝,自己以前进呈的《日本明治变法考》、《俄大彼得变政致强考》等著作,“只言治术,未及教旨,未足以上酬圣意也”——那些著作所讨论的,只是一种制度层面的“治术”,而没有触及更根本的“教旨”。

康告诉皇帝,自己的维新思想,核心在于“尊孔”:

“ 今并将臣所著《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董子春秋学》进呈,……窃惟孔子之圣,光并日月;孔子之经,流亘江河……”

康还告诉皇帝,西方人经常嘲笑中国的“多神之俗”,视之为野蛮行为。在这个世界上,一神教是进步的,多神教是落后的;中国也应该变成一个一神教的国家;而要变成一神教国家,首先应该把民间信仰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神都当作“淫祀”废除,然后再把儒学改造成孔教,以孔子作为大教主,推行信仰崇拜。

为何选择孔子呢?康对皇帝解释说:

“中国本有一个现成的教主,那就是孔丘。西方各宗教的教主,都是靠迷信起家而成为教主;孔丘不以迷信起家,只靠他所作的六经,来得到人们的信仰,这才是真正的教主。人类世界的文化日益进步,靠迷信起家的教主已不适宜为文明世界的教主;只有不以迷信起家的孔丘,才是文明世界真正的教主。”(此段总结,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简言之,康给光绪皇帝画了一个大饼:孔教不但可以救中国,还能“混一地球”,统治世界。

可是,孔子已死了两千余年,谁来做现实世界的“孔教教皇”呢?

康向皇帝建议:

“自京师城野省府县乡,皆独立孔子庙。……所在乡市,皆立孔教会,公举士人通六经四书者为讲生。……讲生兼为奉祀生,掌圣庙之祭祀洒扫。乡千百人必一庙,每庙一生,多者听之。一司数十乡,公举讲师若干,自讲生选焉。一县公举大讲师若干,由讲师选焉。……一府一省,递公举而益高尊,府位曰宗师,省曰大宗师。……合各省大宗师公举祭酒老师,耆硕明德,为全国教会之长,朝命即以为教部尚书,或曰大长可也。”

这是一套自地方到中央、与现行世俗政权完全平行的新神权体系。自地方到中央,依次是:讲生(乡市)→讲师(司)→大讲师(县)→宗师(府)→大宗师(省)→祭酒(中央)。

在这套孔教组织架构设计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1)各级教会的领袖,均由下级教会选举产生;作为孔教的全国最高领袖祭酒,也须由各省教会选举产生。这意味着各级世俗政权不能干涉教会的运作。

(2)皇帝可以加命祭酒为教部尚书,此为世俗行政官制。但教会选举什么人为祭酒,皇帝就必须任命什么人为教部尚书。这意味着皇帝的治权也不能干预教会的教权。

如此,不妨推想,假如光绪皇帝批准了康的这道奏折,第一任孔教教皇会是谁呢?

事实上,康自己在同一封奏折中已提供了答案。他如此向皇帝强调:

“(后世学者无知)遂令中国诞育大教主(孔子)而失之,岂不痛哉!臣今所编撰,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

康告诉皇帝,自己是第一个阐发孔子乃“孔教教主”这一惊世发现之人,此前历代知识分子皆未及此。如此,教主之位,除了康本人,自无第二人选。

这种“教皇梦”,在康党内部并非秘密。戊戌前夕,章太炎应汪康年之邀,进入康党弟子云集的时务报馆担任主笔。章后来如此描述馆内康党情形:

“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

当康在戊戌年进入庙堂,成为改革旗手,欲将自己的“病狂语”付诸实践,时代恐怕就笑不出来了。

(参考资料: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茅海建,《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华书局;《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龚郭清,《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构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等。)


来源: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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