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官绅对明治维新的认知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0-26,星期五 | 阅读:301

撰文:马勇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彻底改变了日本民族,改变了日本历史走向,从而使日本在世界化潮流早期顺利完成一次“华丽转身”,步入现代国家的行列。

明治维新也是亚洲特别是东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结果从正反两个方面深刻影响着东亚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以晚清时期的影响为甚。

晚清中国官绅对明治维新留有深刻印象,其认知变迁大致经历了不屑一顾、不以为然,五体投地,及平常心对待这样几个阶段。

1 基于渐进变革的回应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民族具有典型的东方形态。千百年来,日本民族虔诚地向中国学习,将中国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成就了日本民族的文化性格。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六十年,日本与大清王朝一样,坚定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西方文明抱有一种不信任乃至敌视的态度。

到了近代,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刺激下需要向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需求更大的市场,殖民势力的东来不仅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而且引发一系列后续问题。

面对西方势力的刺激、挑战,中国比较早地作出回应。然而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太过深厚,中国人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虽然不能拒敌于国门之外,虽然被迫签订城下之盟,丧失部分权益。

但是,那时的中国人始终不愿意承认西方社会文化在整体上超过东方,中国值得尽弃其学而学焉。聪明的中国人坚守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将西方社会文化解析为本与末、体与用,以为西方之长不过是奇技淫巧等形而下的东西,而中国所长则是西方人望尘莫及的根本之道。

中国之所以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技术上不如人。基于这种判断,中国在与西方正面交手二十年后,遂于1860年代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相继兴建一大批近代工业工程,使中国的经济实力获得很大的提升。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在差不多同时也遇到来自西方的压力。1853年美国培理舰队叩关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撬开了日本紧闭的大门。西方近代文明的传入给日本社会的性质带来很大变化,一部分具有近代思想意识的下层武士,联合京都贵族和商业资产者,以“尊王攘夷”为旗号,掀起了一场倒幕维新运动。

1867年10月,德川幕府最后一任将军庆喜上表奉还政权,明治天皇嗣位。10月9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摄关、幕府等旧官制,要求不分等级,皆须尽力发表至当之公议,一扫历来矫情陋习。

这个“大号令”虽以“王政复古”为名,但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标志着所谓明治维新其实是一场以“复古”为旗帜的政治改革运动。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颁布《五条誓约》:曰万机决于公论;曰上下一心;曰文武一途;曰洗旧习从公道;曰求智识于寰宇。这五条誓约为彻底废除幕府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立宪政体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后来的自由民权运动,特别是开议院立国宪等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随后,明治政府大刀阔斧改革封建幕府体制,废藩置县,奉还版籍;改革封建等级制度、俸禄制度,禁止人身买卖,解放娼妓、艺妓,允许土地买卖及占有,允许农民可自由选择职业;撤除幕府时期各藩国交通要道、私自所设关门或盘查哨所,允许自由贸易;使日本国家制度迅速现代化,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发展对外贸易,扶持民族工商业,实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除旧布新,彻底改变幕府时期闭关锁国政策,将资本主义发展引向全面与深入。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人民素来交往频繁,即便在两国统治者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时候,两国商人之间的往来依然红火。明朝中晚期的所谓倭寇云云,实际上是大明王朝对中日民间贸易管制失控的反映,反过来也证明中日民间交往并没有因为统治者的喜怒而有所改变。所以,日本明治维新初年的状况,很快就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中国,并引起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映。

大清王朝中的领袖人物当然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精英,他们对形势的判断,特别是他们基于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所作出的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实行渐进的变革,着力提升中国的经济实力,而不像明治维新那样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

就改革发展的成本而言,渐进的变革当然从来都是政治家特别是执政者的首选,因为这个办法毕竟有助于克服局势的持续动荡,有助于经济的恢复与提升。所以,这一批聪明的中国领导人当然不以明治维新全面向西转的政治选择为然,清廷中的极端守旧派甚至指责明治维新的本质是下层武士明目张胆地“篡国”。

清廷中的极端守旧派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也只是少数,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内忧外患的侵袭后,痛定思痛,统治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也认为中国的出路要必在最近期的未来学习西方,走上西方近代国家发展的一般道路,只是从传统中国特别是儒家伦理的观点看,所谓西方近代国家的一般道路,实际上就是素来不被儒家伦理看好的霸道,就是弱肉强食,就是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

所以,聪明的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国家的一切好处,如科学技术,如重视商业贸易,如开发资源,如重视教育等,至于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诸如开议院,立宪法等等,中国人根本不必学。

按照张之洞后来的解释,洋务新政之所以坚守中体西用的原则,之所以不采纳西方近代国家开议院、立宪法的制度,主要是因为西方近代国家的这些制度貌似新颖,其实未必。

按照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国家遇有大事,京朝官可以陈奏,其他官吏也可呈请代奏。至于承平之时,朝政清明,人们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达?如其建议可见实行,朝廷固所乐闻,当然更愿意采纳。

这种有序政治强调建议在下,裁择在上,以收群策群力之益,而西方近代所谓民主国家动辄三权分立、相互牵制的弊病。在张之洞看来,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虽不一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政治体制,但其最符合建立高效廉洁政府的原则。基于这样的分析与判断,中国洋务新政的领导人当然不会认同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举措。

政治举措只是明治维新的一个方面,明治维新的重点实际上是学习西方,建立近代国家,特别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提升日本的综合国力。这一点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兴趣。

中国人最早注意到日本改革的是著名思想家冯桂芬。早在倒幕维新之前、日本被迫开国之后,鉴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渐,日本有些大藩如萨摩、水户等,也开始采用西方新式军事装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实行所谓“安庆改革”,为后来的明治维新作了必要的准备,积蓄了力量,准备了条件。这一点很快就引起了冯桂芬的关注。

冯桂芬

冯桂芬是林则徐的门生,与洋务新政的领导人曾国藩、李鸿章等都有非同寻常的关系。他是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巨大刺激后,长时期生活在上海、江浙一带的冯桂芬很快很自然地倾向于向西方学习,主张“采西学”、“制洋器”。

基于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理念,冯桂芬对于日本的改革给予及时关注,他1861年就敏锐指出,日本在西方的压力下同意开放国门,进行贸易。稍后,日本更乘势派员回访西方诸国,主动要求与西方国家进行合作,获得西方国家的普遍认同。

对于日本主动走向世界,冯桂芬感慨良深,他说:“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奋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很显然,冯桂芬希望中国人也能够像日本人那样奋起改革,学习西方。

冯桂芬承袭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学习西方之思想余绪,下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从事的维新事业,他虽然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全面危机,注意到向西方学习,但他所强调的学习内容仍然局限在坚船利炮等技术层面,“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而对西方的政治理论、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潮,冯桂芬和他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仍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依然不能忘情于中国传统精神,以为中国的未来必须在国内维护儒家伦理的至上权威,只须向西方学习那些促成他们走上强盛道路的技术。

他认为,因为中国早在孔子的时代就已形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儒家伦理,这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是中国绝对优越于西方以及其它一切民族的地方,中国现在的主要缺失只在科学技术方面,所以他建议在坚守儒家伦理的同时,应该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学习,应该调整国家的考试制度和整个教育体制,外国语和数学等不仅应该在新式学堂中公开讲授,而且应该成为国家主持的科举考试的内容,他提出的口号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以此作为改造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基本原则。从这个层面去考虑,冯桂芬当然不可能对明治维新给予全面肯定。

政治变革的效果不是那么快就能够显现出来的,而经济的成长则相对说来比较容易,而且不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下,经济都有成长的可能。所以中国人在最初阶段对明治维新不以为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治维新发生十年后的1879年春,王韬以香港《循环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的名义访问日本长达一百多天,先后游历长崎、神户、大阪、西京、横滨、东京等地,广泛接触了日本各界人士,通过对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实地考察,并到文部省、大藏省、工部省等政府机关了解咨询日本政策大概和具体措施,王韬直观感受到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的重大变化。他指出:

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惟恐其入之不深。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枪炮;练兵,训士,开矿,铸钱,并其冠裳文字屋宇之制,无不改而从之。民间如有不愿从者,亦听焉。彼以为此非独厚于泰西也,师其所长而掩其所短,亦欲求立乎泰西诸大国之间,而与之较长絜短而所馁也。

王韬心中的疑惑是,一个“不若我甚”的弹丸岛国竟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迅速崛起,并令西方大国刮目相看,令中华帝国稍感担忧,这里面必定有其原因在。考察的结果,王韬认为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带来的结果。

就社会变化的层面看,王韬注意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社会性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日本过去仿照中国周代的政治体制,封建诸侯,藩侯三百,棋布星罗,类皆各擅一方,以治其民,生杀由己,惟岁时向幕府政权贡献赋税而已。而幕府政权的首脑将军本身亦是最大的封建主,霸占着许许多多的名山大川和领地。

然而到了维新后,诸侯皆纳土地,归政柄于王朝。乃改藩城为郡县,辖以镇台,城垣亦概从废撤。面对如此急剧的社会变化,王韬感慨万千,以为明治维新仅仅十年的时间,就使千百年的历史根本易辙,使原有的社会等级制度分崩离析,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机会均等和能力竞争的原则一夜之间替代了原来的血缘世袭原则,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王韬指出:

华族者,列于藩侯,世代有爵位于朝,似春秋时世禄之家。日本分为三等,曰华族,曰士族,曰民族。以此别贵贱,区门第。维新以来废封建,三百藩侯各归土地于王朝;官人之法亦一变,草野怀才之士,皆得自奋于朝廷,向之世家多闲退矣。

旧有特权等级的废除,彻底改变了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下层的成长和社会上层来源多元化,有助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

就社会经济层面看,王韬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最主要的变化是日本摆脱了先前单一的农业模式,出现了许多新兴行业,一切悉用西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些新兴的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已完全不同于先前的手工作坊,产品质量有了很大提升,数量更是获得极大提高,不仅满足日本国内市场的需要,而且参与国际竞争,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这一切在王韬看来,都应归功于明治政府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强调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扶植。

政治经济层面的变化必然引发社会风尚的改变,必然对旧有的道德伦理提出挑战,特别是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思想文化感兴趣,日本旧有的文化传统面临着新的危机。这一现象引起了王韬的高度关切,日本人千百年来顶礼膜拜的儒家学说不断式微,中土儒家典籍几乎无人问津,人们的关切点莫不在于西方思想文化。西方文化在日本获得越来越多的欢迎,各大城市都有传播西学知识的博物馆、图书馆。

对于日本在维新后的社会文化变化,王韬抱有一种比较复杂的矛盾心态,作为具有世界意识和西方背景的改革者,王韬看到了文化的裂变与转轨,看了文化发展的新机会与新前景,所以他为西学在日本的传播感到高兴,为之欢呼与喝彩,以为中国人的榜样和借鉴。

然而作为孔子儒家学说影响下的中国知识人,王韬也对儒家学说在日本的衰落稍感惋惜,以为日本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的真实效果当时还难以真正看清楚,它或许会导致社会秩序的严重失范,似乎不如中国的洋务新政“中体西用”来得稳妥。他指出:

余谓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骤,而摹之太似也。

在王韬看来,日本和中国作为东方民族可能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西方强势压力下,东方民族确实需要改变,中国也应该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这种学习甚至可以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诸多方面,包括实行类似于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因为有了议会制度,毕竟可以解决东方专制国家长时期无法解决的上下不能相通的政治难题,议会可以在民隐上达、君惠下逮方面发挥自己的功能。

然而王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是,日本的脱亚入欧论要在东方人工建造一个“西方国家”,东方民族自动放弃自己千百年的道德伦理信念,转而信奉西方人的人生信条。

王韬认为,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中的这个做法是不足取的,因为对中西诸法的选择取舍中,不能先天性存在“中”或者“西”的区隔,而实在应该以“善”与“不善”作为标准:“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这个道,就是永恒存在的人情、国情。

所以,王韬不认为落后的东方应该尽弃其学而改学西方,更不能像日本人那样全盘西化、脱亚入欧,要尽情吸纳西方文明中一切合理有用的因素,重建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合理实用为惟一的原则,“不必尽与西法同”。这大概就是王韬对明治维新的观感和批评。

1877年起担任驻英法公使的郭嵩焘也注意到日本在过去十年多年间“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他利用机会与日本驻英公使上野景范及日本留学考察人员进行广泛交流,探究日本在过去短短十几年时间何以取得如此大的进步,他的结论是,明治维新为日本体制的重要创新,使日本社会很容易地吸纳西方制度文化,比如日本以西方国家为范本创设了自己的立法和财政等制度,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立国之本”。

由此反观中国近二十年的洋务新政,郭嵩焘认为中国只知西洋船坚炮利,只注意形而下而忽视了形而上,缺少制度创新和重建。中日两国不同的变革模式肯定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稍具世界眼光的郭嵩焘预感日本的变革可能较中国的变革更有利,甚者可能会对中国的发展构成某种程度的威胁。

担心日本明治维新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威胁,是那时中国人的一个普遍心理,王韬、郑观应、陈炽等都曾不同程度地表示过这种担心。只是他们从重商主义立场出发,以为明治维新为日本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对于日本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

郑观应指出,日本在受到西方挤压后,发奋为雄,厥后王公大臣游历西方各国而归,窥见日本及西方国家利病之故,日本天皇乃下令国中,大为振作,讲求商务,臣民交奋。学西洋之制造以抵御来源,仿中国之土货以畅销各国,表里图利而国势日兴。郑观应的担心之所在还是明治维新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和动力,那么日本经济发展之后必然对中国发起“商战”,因为日本毕竟只是一个岛国,没有多大的国内市场,而中国则是一个广袤无垠的商业处女地。

基于对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忧虑,王韬、郑观应、陈炽等人不断借这个话题向清政府施压,希望清政府能够正视这个问题,致力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讲究商战策略,以商战对商战,遏制日本向中国无限度地倾销商品。陈炽指出:“日本东瀛小国耳,通商卅载,乃举西人之所能者而尽能之,举华人之所不能者而皆能之。”

早期改良主义者既羡慕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大幅度提升了民族资本的竞争力,更深惧“堂堂中国,有器无人”,他日难免重蹈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国亡国灭种的覆辙。他们以明治维新的实际效果向清政府主政诸公游说,期待他们正视日本迅速崛起的事实,能够向日本明治政府那样尽快制定保护民族资本的政策法律,鼓励、保护民族资本的发展,维护民族资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由此可见,早期改良主义者虽然看到明治维新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威胁,但他们并没有像甲午后中国知识分子所认识的那样,明白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洋务新政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个运动,他们所要的只是清政府能够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发展商业,自强御侮,并没有想到应该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重建政治体制,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和地方议会政治等。

洋务运动是中国领导集团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他们认为在坚守中国政治体制不发生重大改变的同时,又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合璧,优势互补,所以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无论如何瞧不上日本人的这种“小人气质”:不敢坚守自己的立场、随风而倒。

此时的中国人更多地是以重商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只是把明治维新看作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洋务新政一样,是一场以“富国强兵”为政治诉求的技术性改革。曾经前往日本进行实地考察的刑部主事顾厚焜在《日本新政考》(1888年)中认为,明治维新可供中国借鉴者主要还是在军队建设、军工企业的创建、矿产资源的开采等方面,他说:“明治新政若海陆军之电扫风驰,枪炮制之日新月异,邮筒万里,借电线以飞驰,地宝五金,赖矿师以辨是,诚法所可用者也。”但谈到明治维新的政治变革时,顾厚焜与当时中国许许多多官绅一样不以为然,不屑一顾,以为“一但举法度典章一一弃若弁髦,岂得谓是邦之福哉?”

2 效果初现后的忧思

明治维新的效果是逐渐显现出来的,在其当初,确实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出明治维新会给日本带来巨大变化,更不会有人联想到这个事件与未来中国的命运休戚相关。

就时间先后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在中国的洋务新政之后,而日本仿照西方国家技术兴建的近代军事工业却要早于中国好些年。换言之,正像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确立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是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破京师后的“庚申之变”之后,而日本确立向西方开放的战略也不是始于1868年,而是幕府末期开港倒幕之时,1862年,幕府委托水户藩经营的石川岛造船厂已经建造成日本第一艘使用蒸汽动力的军舰。这显然较中国洋务新政中的军事工业兴起的还要早。

日本现代化起步早于中国,而且更重要的是,日本人上来就坚信文化的整体性,就像过去千年一门心思学中国一样,他们现在铁了心地学西方。1860年代初,曾随幕府官员考察过欧美的福泽谕吉认同国际关系中的“丛林法则”,以为所谓的国际关系从来都是由武力决定,“禽兽相接,互欲吞噬”,历史从来不会嘲笑胜利者,吞噬他人者是文明国,被人吞噬者是落后国,日本也应该加入吞噬者的行列,与西方文明人一起寻求可供吞噬的良饵,因此福泽谕吉提出在亚洲东陲创建一个“新的西洋国”家日本,这就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脱亚入欧”政治主张的由来。

与中国紧邻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重建了国家权力系统,激活了民族前进的能量,所以其在后来若干年的发展速度,甚至比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快许多。在一个并不太长的时间里,日本基本上彻底摆脱半殖民地的危机,建立起一个比较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国家。

随着明治维新的进程,日本的国力在成长。1884年,福泽谕吉发表《东洋的波兰》一文,预言再过十五年即二十世纪初年,庞大的中国将被欧洲列强和日本所瓜分,到那时,日本应该理所当然地占据台湾全部和福建的一半。至此,日本明治维新外交指向终于曝光,日本政治、经济实力的发展给中国朝野很大的震动,而其外交野心更使中国官绅开始忧心忡忡。

就土地资源等方面而言,中国确实可以傲视群雄,虽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内乱的打击,但是饿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在很长的时间段里依然没有把东邻日本放在眼里,特别是经过洋务新政的调整,中国不管怎么说又赢得了一次所谓“同治中兴”的机会,经济总量在许多中国人的意识中总是觉得远比日本大得多。现在日本人口出狂言,崛起称雄,不能不引起一些中国人的警觉。

对日本关注许久的王韬说:“日本与米部通商仅七八年耳,而于枪炮、舟车、机器诸事,皆能构制,精心揣合,不下西人。巍巍上国,堂堂天朝,岂反不如东瀛岛国哉?”他们不能容忍素来不被中国知识阶层高看的东邻小国超越中国,所以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刺激下,他们期待中国知识阶层能够知耻尔后勇,调动中国资源急起直追,“我中国幅员万里,地非不广也;生聚三亿,民非不众也;采山搜海,材非不足也;能自奋发何求不济?”

中国人的老底子远比日本深厚,中国人的智慧更非日本人所能比,然而中国独独缺少的是机制,是体制。如果不能尽快改变中国的体制与机制,中国人只能继续望洋兴叹,徒有羡鱼之情:“有其志无其机,弗能为也;有其机无其权,亦弗能为也;有其权无其人,并弗能为也”。在他们看来,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在于它有机,有权,有人。

所以明治维新的经验对敏锐的中国人实在是一重大刺激,引起他们更深层次上的思考,于是有郑观应、陈炽等人对清政府无视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深感失望,认为清政府对外软弱无力,对内窳败昏聩,如不彻底改革,依靠这样的政府就很难将中国带到一个理想的境地,很难保障在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民族资本的利益。

于是这批早期启蒙思想家逐渐与清政府疏离,逐渐产生怎样才能直接干预现实政治,怎样才能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益的想法,他们看到了清朝现有政治体制已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力图重建新的政治秩序,向往西方代议制能在中国广泛推行,以使他们能够有一个合法的、直接参与政治的权力和机会,以解决机制、体制及权力等方面的问题。

王韬根据他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观察,以为“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弗,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这才是比较理想的政治形态。陈炽认为日本仿行“议院之法”,“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在体制上保证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利益,这既是日本和西方国家走上富强道路的根本,也是中国之所以学西方而始终不得要领的根源。

郑观应说的更明白:“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所以他一再要求清政府能够尽早满足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开设议院的要求:“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陈炽、汤震等人还就议院的组建等细节问题提供了方案。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和八十年代前半期,中国民主思潮的萌动可能有许多背景和原因,其思想来源和外部刺激肯定也不是日本明治维新这单一的事件,但日本在仿行西方体制过程中的成功与经验无疑激励这些中国人的情绪。

日本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岛国,竟然在向西方学习不久崛起称雄,甚至敢于蔑视先前一向信服的中华帝国,并立下雄心要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里参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活动。日本的这种狂妄当然不是毫无根据,所以那时稍具世界眼光的中国人由日本的成功敏锐地看到西方体制的价值与魅力。他们认为,日本的猖狂就是它学习西人进行变法改制,因此逻辑结论是中国要想防止日本和西方列强的瓜分,就必须向日本那样向西方学习。

中国不是自1860年代开始就向西方学习了吗?是的,中国是向西方学习了,但是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日本民族大概是没有多少文化积淀,也就没有多少民族文化传统的包袱,所以当日本人决定向西方学习时,他们干脆选择“脱亚入欧”的道路,立志在亚洲建立一个“西方国家”。而中国或许是因为历史文化传统的包袱太沉重,或许是因为中国统治集团中的聪明人太多,中国始终不愿意相信域外文明有中华文明所根本不及的地方。

他们始终认为,中国的暂时落后只是技术层面的形而下,只要中国人愿意,在形而下层面赶超西方并不太难的事情。中国经过不到三十年的努力,不是重建了帝国的辉煌了吗?大清帝国的北洋舰队不是像西方强国的舰队那样耀武扬威了吗?然而经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边境危机的一系列考验,中国的经济与军事似乎还是不行,其真实的力量可能还是不如小小岛国日本。

日本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获得如此大且稳固的成果,这是当时中国人的普遍困惑,也是当时稍具世界眼光的中国人竭力求解的难题。他们意识到,日本发展如此之快且稳固,肯定与其明治维新的变革成功有关,这不是中国人不够聪明,而是中国人的聪明用的不是地方。

正像左宗棠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依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因此中国人要想赶上时代的步伐,要想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获取成功,就必须像日本人那样痛下决心,取法西人。于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晚期,在中国官绅内部在继续向西洋学习的同时,也在酝酿着一股向东洋学习的思潮。

3 史的记忆与借鉴

日本明治政府建立后,积极发展对外政治和贸易联系,很快就与西方诸强国建立了近代意义上的正常国家关系。这对日本后来的发展影响巨大。

或许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日本对于近邻中国更是急切要求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和合法的贸易往来。1868年,明治政府委托英国领事温思达向清政府传书示好,要求通商。1870年,明治政府又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外务权少丞藤原义质、文书权正郑永宁等来华,要求仿照西方国家的惯例,与大清国订约通商,先后在天津拜会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和直隶总督李鸿章等清廷重臣。

仿西洋诸国前例订约通商,原本不是什么问题,但可能因为日本只是亚洲小国,根本无法与西洋诸强国并列,所以清廷对于是否与日本订约通商分歧很大,反对者如安徽巡抚英翰等“以前明倭寇为辞,奏请拒绝日本通商者”,而以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另一派,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以为即便不能倚日本为外援,亦应稍事联络,以为中国增一屏障,尽量不要让日本倒向西方诸强一边,成为中国敌对力量。当然,他们在日本使臣言辞启发下,也意识到先前与西方诸强签订的条约具有一些“不平等”的内容,所以无论如何也不愿让东邻小国“一体均沾”。

1871年7月21日(六月七日),日本政府派遣大藏卿伊达宗城为钦差大臣来华议约抵达天津,与大清国全权大臣李鸿章进行订约谈判。几经反复,两国于9月13日(七月二十九日)议定《中日修好条规》十八条,通商章程三十三款,附以中国日本海关税则。在这一系列交往过程中,日本使臣很自然地向中国方面通报了维新政府的情况,这是不难想象的。

日本使臣的介绍加上其他方面的资料,使国人特别是清政府领导层对明治维新有了大致了解,然而出于极端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方面对日本的改革方案似乎并不认同,以为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的政策太过激烈,即便可以给日本带来短暂的好处,也势必给日本带来巨大灾难,使日本丧失自己的文化根基,不如中国坚守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坚守中体西用的原则来的更为合理。

比如积极协助恭亲王奕一起发动洋务自强运动的文祥,力主对外结好,对内改革,借西法以自强,奏请设立总理衙门和京师同文馆,积极倡导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近代工业,并最先意识到西方议院制度的好处,是近代中国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人物之一,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文祥对明治维新持否定态度,以为中国自强不必效法日本。

于是,清政府在那之后继续坚守渐进的改革模式,以发展求稳定,以稳定促发展,尽量不去触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在经济方面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提升,鸦片战争带给中国的衰败景象到了1890年代初期确实基本改观,重现盛世辉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清末中国朝野自然对日本明治维新“变夏为夷”的激进变革嗤之以鼻,不以为然。

根据《中日修好条规》约定,两国互派秉权大臣驻扎对方京师。1874年,日本派遣柳原前光为公使前往北京。三年后即1877年底,深获李鸿章青睐的广东人何如璋成为大清国第一任驻日公使。

此时距明治维新的发动已有十年之久,日本经过官制改革、奉还版籍、废藩置县、改革土地租税等措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政策鼓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兴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也获得很大发展,为日本后来的雄起奠定了扎实基础。

何如璋驻日后,努力研究日本历史与文化,将旅日途中见闻编撰成《使东述略》和《使东杂咏》,向国人介绍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各方面情况,如历史文化、民情风俗、服饰礼仪、政体改革,反映了日本国民在维新后的日常生活情形,尤其是模仿欧洲风气而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风气,以及由此带来的国民思想意识上的变化。

何如璋

这是中国人比较系统直接了解明治维新的细节,有助于纠正国人先前那些不正确的看法,使清政府渐渐有可能直接了解日本国内情形和明治维新的真实意义。只是何如璋的《使东述略》过于简略,也无法使中国人通过它建立对明治维新的完整认识。

在何如璋以前,中国人介绍明治维新的著作,还有陈其元1874年的《日本近事记》然而这部书据说观点欠妥,并不能使中国人通过阅读获得明治维新的正确认知。

根据现在比较可信的考订,1872年8月出版的《中西闻见录》第二号《各国近事》栏目中的《日本近事》中就有明治维新的记载,这大概是目前所知中文文献中最早介绍明治维新的文字。而按照一般规律,中国人获悉明治初年情况肯定要早于这些文献记载。

正如许多研究者久已指出的那样,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这种不彻底性,使日本资本主义往纵深发展受到阻碍,亦影响到日本国内市场的扩大。更重要的是,由于明治维新改革的不彻底性,使明治政府带有严重的封建军事性,在寻求工业资源和市场的同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采取对外扩张侵略政策,具有广阔市场和腹地的中国及近邻朝鲜便成为日本的主要目标。

对于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改革可能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对中国的可能影响,也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没有认识到,至少如李鸿章等人都比较早地意识到这一点。李鸿章是较早明治初年较早与日本政府打交道的高官,也是比较早地认清明治维新本质的中国人,他在一封写给恭亲王文祥的信中说:

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奋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习各艺,又购制造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愒,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蒋廷黻认为,李鸿章的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李鸿章此时已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得快。日本明治维新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李鸿章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这一点由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

早期改良主义者囿于阶级的局限,他们虽然看了明治维新大幅度提升了日本的国力,看到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但他们看不到明治维新的真实意义,无法想象中国也能够像日本那样对政治体制进行大幅度改革。然而到了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突然发现庞大的中华帝国不敌东邻蕞尔小国日本,可能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中国三十年的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是痛下决心,脱亚入欧,从政治上彻底解决向西方学习的问题,所以甲午战后中国官绅中稍具世界眼光的人都开始对日本刮目相看,重新评估明治维新的价值,冷静反思中国应该走的道路。了解日本,研究日本一时间成为时势所需的时尚,为了救亡图存,无数青年学子相率东渡求学,尤其专心于研究日本的宪政。

清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甲午战后也日渐重视日本的经验,不断派员到日本游历、考察。直隶总督袁世凯甚至规定该辖区实缺州县应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然后赴任,因此在甲午战后不太长的时间段里,从庶民百姓当皇室大族,先后到日本游历考察留学的人不计其数,他们对明治维新的成效建立了非常直观的感受,将日本的经验很自然地带回中国。

甲午战后,中国的出版业也一度兴盛,翻译出版的有关日本法政的书籍也特别的多,定期出版的杂志有数十种,而日本每出一本新书,在中国就有翻译者数家,致使来自日本的新思想在甲午后的输入如火如荼。

并突然发现他们的“觉悟”实在是太迟,因为黄遵宪若干年前就已对明治维新的真价值向国人提出过忠告,只是那时的中国人还都停留在“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莫名亢奋中。

中国人真正建立对明治维新的正确认识还是到了黄遵宪的时候。黄遵宪是中国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参赞随员,他在未出国之前已隐约含有对现状进行改革的零星想法,因而不愿沿着科举道路继续前行,而是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

只是由于他在出国之前并没有接触外来思想文化的机会,所以他所期待的改革也不过是中国社会内部的自我调节,并不是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变。所以他刚到日本时,明治维新已有十年时间,社会文化经济生活各个方面都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发生很大改变。

对于这些改变,黄遵宪基于自己先前的政治理念以及初到受日本守旧文人的影响,总觉得日本的明治维新导致“举国西化”,“民半狡黠异常”,可能是有问题的。来自故国的道德优越感,使黄遵宪觉得有责任向日本人宣讲中国传统道德的精义。

随着对日本社会各方面的深入了解和实地考察,黄遵宪对明治维新和日本社会变化的看法也在改变,他是中国人中比较早地意识到日本明治维新可能具有划时代的世界意义,不仅改变了日本历史,而且将深刻影响世界,影响亚洲,尤其是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根据日本的经验,黄遵宪逐步树立了“太平世必在民主”的政治理念,真诚告知中国最高当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在思想感情上,黄遵宪已完全倾向于维新变法,倾向于中国以明治维新的模式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道路。

基于这种认识,黄遵宪在悉心处理公使馆事务的同时,利用一切剩余时间仔细考察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留心考察明治维新的过程、措施及其经验得失。他越来越感到明治维新是日本走向近代国家的关键一着,其意义绝对不能低估,中国必须尽快放弃先前二十年只顾发展经济和军事,不愿改革政治的畸形变革,尽快仿照明治维新的思路,将政治、经济两个轮子同时转起来,要真心虔诚地仿效日本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东人赢得似西人”。

黄遵宪对日本的理解和介绍,彻底颠覆了中国人先前的看法,他在《日本杂事诗》这部书中对明治维新持积极态度,将日本同中国作全面比较,表现出想要把中国从危机中挽救出来的巨大热情。正如周作人所指出的那样,将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当作诗看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从这部诗集中看出作者的政治思想倾向,其次是日本事物的记录。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在中国士大夫中所发生的影响,主要还是思想方面的,这部书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中国后来维新变法的政治启蒙读物,从1879年该书由北京同文馆初刻本算起,稍后由王韬在香港循环日报馆刊刻,接着有日本东京凤文书房翻刻本,至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兴起,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至少有九个不同的版本。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士大夫愿意通过这部书去了解明治维新的进程、内容和意义。

对于日本的倒幕维新创建君主立宪政体,黄遵宪发自内心高度赞佩,他在《日本杂事诗》第六首中写道:

剑光重拂镜新磨,六百年来返太阿。

方戴上枝归一日,纷纷民又唱共和。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以下层武士集团为主,联合京都贵族及工商资本家一起推翻守旧的德川幕府政权,建立起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的君主立宪政体。对于明治维新的政治变革,黄遵宪感触极深,他在这首诗的自注中写道:“明治元年,德川氏废、王政始复古,伟矣哉!中兴之功也。而近来西学大行,乃有倡美利坚合众国民权自由之说者。”言下之意,黄遵宪同样期待这些西学尤其是民权自由之说也能够在自己国家出现。

对于明治政府的政治变革,黄遵宪给予高度关切,并向国人热情介绍。他在第三十一首中写道:

国造分司旧典刑,华花莫别进贤冠。

而今指令诸台省,押印唯凭太政官。

第三十二首说:

议员初撰欣登席,元老相从偶踦闾。

岂是诸公甘仗马?朝廷无阙谏无书。

这两首诗主要是描写明治年间的官制改革。1867年12月9日的《王政复古大号令》在废除摄关、幕府的同时,规定先暂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使之处理国务万机。三职制的设立标志着明治维新新官制改革的开始。明治元年闰四月二十一日,明治政府发布政体书,又将三职制改为太政官制,宣布天下之权力皆归太政官,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及司法。所谓三职制,就是明治初年仿照西方国家三权分立而设立的近代政治制度,即由太政官统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初步建立起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格局。

太政官下设七官(后改为省),分别为议政、行政、神祗、军务、会计、外国、刑法。各官重要职务均由下层武士出身的维新志士充任,在组织上保证了新政的执行力。

至明治八年,设元老院为议政机关,大审院以主司法,参事院以定职制章程,会计检查院以掌岁出岁入之科目、预算决算之报告。又分设内务省、大藏省、海陆军省、文部省、农商务省、工部省、司法省等,分掌各部分事务,初步建立起三权分立政体,为君主立宪体制奠定了基础。

地方制度的改革,是明治政府自废藩置县以来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引起黄遵宪极大兴趣的亮点之一。1878年7月22日,明治政府公布了郡区町村编制法、地方税则、府县会章程三项法律。这是地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标志。

郡区町村编制法是将废藩置县后设置的统一行政区划的大区小区制,改成郡、区(城市)、町、村系统,承认町村具有“居民社会独立区划”的性质,以培养地方自治能力,以使此团体于法律范围内治理内部事务。

地方税则是把原来的府县税、民费等错综复杂的地方财政简约划分为府县财政和区町村财政,前者由地方税开支,后者由协商费支付。

府县会章程规定各郡府县设立府县议会,议员由选举产生,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地方事务。

明治政府改革地方制度的目的在于使郡区町村能成为地方自治的机体,借以充实立宪政治之根本,巩固国家之基础,为日后召开国会制定宪法作准备。至此,明治年间地方政治改革目标基本达成,即建立了一个比较良性的近代国家政治体制。对此,黄遵宪有着很高的兴致,所以在这两首诗中给予热情讴歌,他在后来的国内政治实践中也花了很大的力气予以推广。

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世官益多,用益繁,大率皆取民之半,甚者或六公四民、七公三民,所以德川幕府时期的百姓生活痛苦不堪。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对租税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诸侯悉去图籍,奉田归公,由政府规定将租税减为十分取三。明治十年初,复减为二分五。对于这些改革,黄遵宪高度认同,所以在《日本杂事诗》第三十六首中写道:

减租恩诏普醲膏,硕鼠被民敢告老。

归语老农吾土乐,宽仁长戴帝天高。

所谓明治维新,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建立一个近代的法制社会,所以法律制度的建设就构成了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治理只是凭借长官意志,是一个典型的人治社会。明治维新后,日本参照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兰西的法律制度制定《民法》和《刑法》,交元老院讨论后颁布,明治十四年开始施行,标志着日本进入了一个法制时代。对于这前后变迁,黄遵宪在《杂事诗》第四十一首中写道:

禊祠拜手诵中臣,国罪湔除仗大神。

讼许探汤刑剪爪,无怀长忆葛天民。

其第四十二首又说:

棠阴比事费参稽,新律初颁法未齐。

多少判官共吟咪,按情难准法兰西。

在法律制度司法制度建设中,日本更注意仿照西方国家建立警视制度。这是明治政府健全法制的一个重要措施,对于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生活和生产的正常进行,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黄遵宪给予高度关切和热情期待,其第四十三首就盛赞日本的警察制度为“西法之至善者”,诗中写道:

花棒横持当佩刀,严状竟日彻深宵。

独龙报道人家火,楼上悬钟早乱敲。

黄遵宪在后来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时,就不遗余力仿照日本的经验推广警察制度,创建保卫局,此乃近代中国警察制度之最初尝试。

明治维新是一场典型的富国强兵运动,特别在强兵方面,由于明治政府具有浓厚的封建军事性,所以一直对强兵给予高度关注,仿照西方近代国家建立军事工业,舍弃先前的冷兵器,制造和使用热兵器,在武器装备上向近代国家看齐。至于在训练上,明治政府于1872年发布征兵告谕,仿效西方国家改革兵制,分陆军为三种,即常备军、后备军和国民军。兵种为五,即炮兵、骑兵、步兵、工兵、辎重兵。设六镇台即六个军区,各兵种均由各镇台所辖之国郡征集,以充地方之守备。通过兵制改革,使日本迅速建立起一支近代化的新式军队,在随后的战争实践中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迅即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

黄遵宪虽然不知道日本富国强兵必然导致中国最大的失败,但他无疑是最早看到日本的军事改革对中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他在《日本杂事诗》第四十首中写道:

中将登坛妙指挥,宫妃鹄立亦戎衣。

连环拐马连珠炮,更请君王看一围。

与军事体制改革相关联的学制改革,日本的这一情形与后来中国在戊戌年间的情形非常相似,只是日本更多是出于一种主动,而中国则是被动挨打后的选择。

明治政府对新式教育高度重视,1872年8月发布有关改革学制的布告,大规模兴办新式教育,规定今后一般人民(华、士族、农、工、商,及妇女)必须接受新式国民教育,“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父母有责任让其子女接受小学教育。由文部省制定学制,统一管理全国学政。全国设八大学区,各大学区下设中学区,中学区下设小学区。每大学区设大学一所,中学三十二所,每中学区设小学二百一十所。撤销旧有学校,按照新学制重新设立新式学校。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实行“文明开化”政策,推广国民教育,仿照西方国家设置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大学等一整套新式教育机构,健全和完善了新式教育体制。日本的学制改革和新式学校的设立,为日本的近代化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和有用人才。

在黄遵宪看来,日本的教育革新是其走向成功的关键,是最值得中国人借鉴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在杂事诗第五十二首中写道:

化书奇器问新编,航海遥寻鬼谷贤。

学得黎鞬归善眩,逢人鼓掌快谈天。

其第五十四首还说:

欲争齐楚连横势,要读孙吴未著书。

缩地补天皆有术,火轮舟外又飞车。

至于近代教育中的女子教育,明治政府给予高度关切,明治九年设立女子师范学校,最初专为培养士族、华族出身的女子,三年毕业后得为女师。女子师范学校也以西学为内容,学校的等级次第,在整个教育体制序列中大致与中等学校相当。对于日本的女子教育,黄遵宪表示认同,他在第五十五首中说:

深院梧桐养凤凰,牙签锦帨浴恩光。

绣衣照路鸾舆降,早有雏姬扫玉床。

第五十六首说:

捧书长跪藉红毺,吟罢拈针弄绣襦。

归向爷娘索花果,偷闲钩出地球图。

明治维新除了政治、文化、教育上的改革外,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鼓励资本主义发展,建立一套保护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规章和法律制度,这是明治维新的根本。在殖产兴业政策主导下,政府鼓励企业采取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开采矿藏,发展民族工商业。所谓殖产兴业,其具体方针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手段、政策和动用国库资金加紧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大力扶植资本主义的成长。

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于1874年上书政府指出,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他建议政府奖励人民致力于工业,利用国家天然之利,扩充财用,巩固国基。建议政府劝农励工,振兴商业,扩张对外贸易,以刺激国内工农业生产。

这些建议构成了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政策的基础和指导思想。其劝农政策一是西方国家办农业的经验,创办农业试验场、国营农场、畜牧场等;二是鼓励大批武士从事农业垦殖活动。所谓励工政策,一是大力创办以军工企业为主导的国营企业;二是通过大量发行创业基金和劝业基金,鼓励民办企业,刺激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殖产兴业政策引起了黄遵宪的高度关切和赞赏,他在其第一百四十五首说:

石墨沈沈阴火红,赤丹成澒出金铜。

百年千岁莫枯竭,下告黄泉上碧穷。

黄遵宪还在这首诗的自注中说:日本维新政府用西方国家先进技术装备开采矿藏,已经充分展示了先进科学技术的巨大优越性。同样,作为后发展的中国,资源丰富、地大物博,然而要想将这些资源转化为真实的财富,就需要像日本维新政府那样,认真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采用西方国家先进设备,这样事半功倍,其利无穷。

除了工业上的新技术外,明治政府还非常注意农业技术上的改进与创造,大量引进西方技术进行花木栽培和家禽等物种的改良,将西方国家树艺养育之法有关方面的书籍,均翻译成日文,以供日本相关劝农机构参考推广。对于日本维新政府这些做法,黄遵宪高度激赏,其杂事诗第一百四十一首“重译新翻树畜篇”及其自注,就是说的这些事。其第一百四十二首“一望高高下下田”则是赞扬日本科学种植水稻的方法。其第四十六首“维摩丈室洁无尘”称赞日本维新之后开设的新医院采用西方方法、技术“甚善法也”,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

近代国家与前近代国家的本质区别说到底就是一个公天下还是私天下的问题。前近代国家以私天下自居,所以没有什么公共财政,不需要向百姓介绍、公开政府的收入与支出,而近代国家变成了公天下,即便在君主立宪政体下,政府也不过是百姓和君主都可使唤的仆人,所以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必须向人民公开。日本明治维新后,政府遵循这个原则每年将收入支出账目造成统计表,公开发表,以体现仆人对主人的忠实。对于维新政府的这些做法,黄遵宪赞叹不已,以为“统计表者,户口、赋税、学校等事,皆如史家之表,月稽而岁考之,知其盛衰,即知其得失,仿西法善之善者。”在《日本国志·食货志》中,黄遵宪用很大篇幅详细介绍日本明治政府仿照西方近代国家制作经济数据统计表的做法,期待中国行政当局在规划管理中国经济时参考。

明治维新给日本社会带来许许多多的新事物,对于这些新事物,黄遵宪从最初的新奇转为羡慕,于是向国人热情介绍,希望这些日本的新事物也能够给中国人带来新的进步与发展。杂事诗第五十首说:

一纸新闻出帝城,传来令甲更文明。

曝檐父老私相语,未敢雌黄信口评。

这是说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社会在文明开化政策影响下,民间办报的风气大开,言论自由,但也不得信口雌黄,该诗自注特别介绍日本政府仿效西方国家制定的诽谤罪:“新闻纸山陬海澨,无所不至,以识时务,以公是非,善矣。然西人一切事皆借此以达,故有诽谤朝政,诋毁人过之律,以防其纵。轻议罚鍰,重则监禁。日本皆仿行之。”

社会进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丰厚的文化积累,中国历史上虽然文化灿烂,但对广大的百姓而言,文化还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中国一直没有面向一般民众的藏书楼、博物馆,民众的文化生活生活空间一直局限于狭隘的范围。所以,当黄遵宪在日本看到各地遍设的博物馆,凡可以陈列之物,无不罗而致之,以广见闻,以增智慧。于是黄遵宪向中国人热情推荐这一文化创举,杂事诗第四十七首写道:

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

摩挲铜狄惊奇事,亲见委奴汉印来。

最后一句是说日本近代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以此证明《后汉书·倭传》中记载的倭奴国奉贡朝贺,东汉光武帝赐以印绶的记载是有根据的。

据研究,在《日本杂事诗》初刻本154首诗中,涉及明治维新的就有或明治初年以来新出现的各种新事物的就有四十多首,由此表明在黄遵宪思想深处对明治维新留有深刻影响,在潜意识层面试图以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激励国人发奋为雄,重振国威。他在这些诗中形象介绍明治维新各方面的政策措施以及日本社会生活各方面因维新而发生的变化,对明治改革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新事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致。在黄遵宪的眼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出现了一个举国向上、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玉墙旧国纪维新,万法随风倏转轮。

杼轴虽空衣服粲,东人赢得似西人。

(杂事诗第十一首)

黄遵宪盛赞日本明治维新各方面的创新,但其落脚点依然归结为中国必须仿效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全面变革:“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要之必变。”很显然,这个思想表述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康有为。

《日本杂事诗》用形象的文学语言向国人传递了日本明治维新的信息,然而这种文学语言虽然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但毕竟不是历史事实本身。所以,为了向国人传递正确的明治维新信息,黄遵宪到日本后不久就开始有意识涉猎相关文献,准备撰写一部详细全面介绍日本历史文化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所发生的变化,以为国人之参考,激励国人像日本人那样埋头苦干、发奋图强,变法维新。这就是他的名著《日本国志》的写作背景。

黄遵宪在后来表述自己编撰《日本国志》的心迹时说:“既居东二年,稍稍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遂发其凡例,创为《日本国志》一书。朝夕编辑,甫创稿本。”也就是说,黄遵宪从到日本任职的第三年即1879年就开始《日本国志》的写作。其《日本杂事诗》之《自序》也说:“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换言之,《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在黄遵宪的预设中,是相辅相成的姐妹篇,各有分工又互相照应,《杂事诗》中的“小注”常有“详见《日本国志》”、“别详《日本国志》某某志”等字样,而这些“小注”中文字也往往构成《日本国志》的内容。从表达方式看,《日本杂事诗》是以诗的语言出现,配以繁简有度的评语;而《日本国志》则是以史家之眼光、格局,以通志的体裁表达日本的历史文化特别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文化。书中以描述日本的历史文化为经,以评论得失为纬,每志均有“外史氏曰”,间亦有发议论处,或以某种加注进行表达。这些评论与注释都是在阐发著者的思想见解,或者说是黄遵宪在阅读整理日本史料时的感悟、启示,或者说是期望将这些感悟、启示介绍给国人,激励国人奋起直追,像日本人那样完成变法维新大业。可见在黄遵宪写作这两部书时已有通盘考虑,希望读者将这两部书结合起来使用。

《日本国志》是黄遵宪仿效中国传统史学著作中《通志》体例著的国别史。由于黄遵宪具有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强调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著书原则,因而《日本国志》在黄遵宪著书之初实际上是当作日本的近代史、现代史来处理的,在他的潜意识中,《日本国志》在本质上就是一部“明治维新史”。所以这部书系统介绍了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和经验教训,“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以启发国人,为中国的变革提供参考,“期于有用,故详近而略古,详大而略小,所据多布告之书及各官省年报。”在中国后来的政治实践中,特别是1895年中国维新时代开始后,黄遵宪介绍的这些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中国的维新志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康梁等人的思想中,有很多内容直接来自黄遵宪的这部著作。

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以史家笔法对明治维新改法后师从西方近代国家所制定的典章制度详加考订,条贯古今,追溯源流,通其原委,究其实际,下意识注意挑选那些比较适合中国国情与特征的内容。这一点在《日本国志·凡例》中阐述的明白无疑:

检昨日之历以用之今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病则谬;故杰俊贵识时,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坐云雾而观人之国则暗;故兵家贵知彼。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若夫大八洲之事,三千年之统,欲博其事详其人,则有日本诸史。

很显然,黄遵宪期待读者不要将《日本国志》仅仅当作一部日本历史的书,而是要将这部书与中国当时所面临的改革任务结合起来阅读。

黄遵宪的期待在同时代人中获得了积极的回应,从阅读接受层面说,当时的中国人但凡阅读过这部书的,几乎没有人单纯地把它看作日本历史文化教科书,而是将之视为谈时务、讲变法的政治书。李鸿章和张之洞是最早读过《日本国志》的中国人,更是清政府中的高官。《日本国志》1887年完稿后,黄遵宪即将之誊写四份,分别送给李鸿章、张之洞和总理衙门。

在随书写给张之洞的报告中,黄遵宪表示自己奉命出使,在外九载。到日本后,周咨博访日本维新以后在官职、国计、军制、刑罚诸大政方面的模仿西方所进行的改革,根据这些资料,创为《日本国志》一书,其中若《职官》、《食货》、《兵志》、《刑志》等,胪举新政,借端伸论,以期能够为中国执政者所利用。

黄遵宪的自我评估大体合乎事实,张之洞在浏览了这部书之后认为,《日本国志》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寄意深远,致功甚勤,尤其是对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均能会通参考,具见著者并不是单纯书斋中的学问,而是“究心时务”,有感而为。

李鸿章在阅读后也承认,《日本国志》叙述有条理,如《职官》、《食货》、《兵志》、《刑志》、《学志》、《工艺志》等,皆能博稽深考,于明治维新改从西学等政治变革原委曲折,均能考订赅备,其意显然“在于酌古之中,为匡时之具”。

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阅读体会中不难看出,《日本国志》的重点主要在于介绍明治维新的历史,作者借日本的维新变革以启发中国人效法日本变法自强,不要继续划地为牢,局限于经济发展这一单一层面上。

在《日本国志·国统志》三中,黄遵宪用一卷的篇幅详细介绍日本由培理舰队叩关被迫开国到倒幕维新各项改革的基本完成,差不多是将明治前期的改革事项逐年逐月分条胪举,其内容大致分为除旧与布新两个方面,认真分析明治维新的牵引后果,具体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前近代的幕府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并将明治改革的各项措施了系统梳理,给中国读者特别是当政者一个相对完整、清晰的明治维新史。黄遵宪是将日本明治维新的制度改革及其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的经验全面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的介绍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并在介绍的同时寓有自己的见解、判断与倾向,对于稍后中国维新思潮的兴起特别是对后来的维新运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国统志》三堪称一部简明扼要的明治维新运动史,黄遵宪在广泛收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去粗取精的编排工作,其体系上的把握为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而且作者的价值取向也在深刻影响着读者。

对于明治维新发生的原因,黄遵宪在《国统志》三中认为,主要是由于德川幕府的腐败黑暗统治,使得民心积厌,外侮纷乘,内讧交作,再加上不期而至的西方势力的压力,激发了爱国之士的变法热情,于是二三豪杰乘时而起,倒幕府而尊王室,卒以成王政复古之功,国家维新之治,也就勃然兴起。黄遵宪高度赞扬下层武士阶层对明治维新的巨大贡献,以为武士们所倡导的尊王攘夷乃忧国忧民之举,维新运动就是日本民族的爱国运动。因此,黄遵宪对那些因昌言尊王攘夷而遭到幕府迫害的维新志士深表同情,对于明治政府后来大力提升下层武士担任新政府要职则深表欣慰,以为明治政府以西乡隆盛、木户、板垣、大隈等为参议,以大久保利通为大藏卿,故家士族束之高阁,居要路者多为新进平民,而这些新进平民益奋袂攘臂,以图事功,故而维新规模愈益扩大。

在《国统志》三中,黄遵宪还充分肯定了萨、长、土、肥诸藩在尊王攘夷、倒幕维新运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以为维新运动的成功,实际上是由于二三强藩巨室乘浪士愤激之势,王霸离间之交,始欲假朝议而顺人心,继乃用士气而亡幕府,从而为变法改革创造了条件。

对于明治维新过程中的“尊王攘夷”口号,黄遵宪给予很高评价,以为维新志士提倡尊王,就是准备假借天皇与幕府之间的矛盾,达到倒幕维新的目的。所谓攘夷,在黄遵宪看来,并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用以激励日本人对幕府的仇视。因为德川幕府当时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日本陷入半殖民地状态,国民深受其害。当幕府制度推翻后,维新志士便决然变计,大开外交,迅速放弃以前攘夷主张,主动与外国通商,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同时要求西方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从这个意义上说,尊王攘夷实际上是要达到倒幕维新的政治目的,并不含有狭隘的排外主义。

基于对明治维新前因后果的精密分析,黄遵宪的结论是:在弱肉强食的当时世界,如不变法自强,必遭亡国灭种之祸。印度、埃及、波兰等因守旧不变而遭到瓜分而亡国,相反,东邻蕞尔小国日本随机应变,由于变法维新,奋发有为,励精图治,不数年即成富强之势。在黄遵宪看来,日本的成功是中国的最好榜样。中国如果不能像日本那样奋发有为,变法自强,就必将重蹈印度、埃及、波兰的覆辙。这就是黄遵宪在《国统志》中所要表达的思想,也是《日本国志》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其他各志中,黄遵宪将明治初年以后仿照西方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进行详细考察,通过大量注解、评说去阐释作者的看法,为中国的改革提出建议。制度改革是黄遵宪最为关心的内容,他认为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关键的因素是明治政府首先实行了政治制度改革,而不似中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政治改革按兵不动,而一味进行经济建设。在黄遵宪看来,中外一切改革的症结都在于能否在政治上找到办法,如果政治上有办法,其他方面就有办法,如果政治上没有办法,即便其他方面有些办法,也不过是雕虫小技,不足以化解社会所面临的根本危机。政治制度改革不只是经济改革的基础,而且是一切改革的出发点。泰西各国之所以能做到上无壅财,国无废政,而民亦无游手好闲者,其国号称太平大治者,原因就在于泰西诸国有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有了良好的政治制度,就能够做到举一国之财治一国之事,仍散之一国之民,就能够保证社会制度结构的正常运转;就能使其官无清浊之分,无内外之别,无文武之异,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其分职施治,有条不紊。

政治制度改革是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黄遵宪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改革官制,二是建立议院。在《日本国志·职官志》二中,黄遵宪详细描写了明治维新以来的官制改革,特别是对仿照西法而创建的新制度详细介绍。

对明治政权实行三权分立的体制,黄遵宪高度赞赏,以为议政、行政不可归一,议政官有议定、参与,议长皆主议政;行政官有辅有相,皆主行政。这样的三权分立是最理想的政治体制,以相互制衡保障公民自由。

黄遵宪还格外注意明治政府对新官员的任用、提升方式,除了注意他们的政治操守外,更注意他们的西学知识、行政能力。很显然,黄遵宪也希望中国在从事维新变法的时候,能够大胆起用勇于变革的下层官员。

通过对明治维新官制改革的考察,黄遵宪确信中国必须走日本已经走过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体制,采纳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而这个议会制度又必须以地方议会,即府县议会为基础,以为日本的府县议会制度仿效泰西,以公国是而伸民权,意甚美。所以当黄遵宪后来协助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时,格外注意地方政治的建设,注意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图公益,以变官吏专制之治,建设一个法治社会,设立国法,使官民上下,分权立限,同受制于法律。

在《国统志》、《职官志》中,黄遵宪以进化论的观点观察日本由明治元年天皇下诏变法到明治八年敕建立宪政体的历史发展,以为维新之后,政权所属,上不能专制于朝廷,次不能委寄于臣隶,又不得不采泰西上下议院之法,以渐变君民共主之局,于是设立地方议院制度便成为日本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黄遵宪在这里详细介绍了明治初年建立地方议院的过程,其意愿当然是期望为日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参考。

在《食货志》和《工艺志》中,黄遵宪高度评价明治政府颁布的“殖物产、兴商务”的经济政策,提倡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这方面的考订显然也不是无关宏旨的闲笔,而是中国能够仿照日本努力发展民族经济。

在《兵志》六卷中,黄遵宪详细考察日本仿效西方国家改革兵制、建立新式陆军和海军,以及军费筹措、分配、使用,海军建设等情况。这些介绍与考订,不仅是要中国海军、中国军队能够以日为师,更重要的是黄遵宪比较早地意识到明治政府之所以不惜代价实行强军战略,其战略矛头实际上是对准中国。所以,这部分内容具有鲜明的知日防日的战略考虑。

在《地理志》三卷中,黄遵宪一改中国传统史书《地理志》专讲地理沿革变迁的传统,除了讲明地理沿革外,更将明治维新废藩置县政治举措在行政地理变化中的作用一一道明,肯定政治举措在地理变迁中有时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黄遵宪在担任驻日公使馆参赞任内,除了写有《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外,还有一些诗词散篇,这些诗作后来被作者整理编辑成《人境庐诗草》第三卷。这一部分诗作可以看作是《日本杂事诗》的补充和续作,而且形式亦较《杂事诗》七言绝句加小注的方式更加多样化,有七律、七绝、七古、五绝、五古等,形势变化多端,甚至有长达几百字的长诗,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性。

在《人境庐诗草》中,也有部分诗作表现了作者对明治维新的记忆和看法。其《西乡星歌》以长歌的形式表彰西乡隆盛的杰出贡献。西乡隆盛出身于下级藩士,因其在倒幕维新运动中的杰出贡献,遂与木户孝允(桂小五郎),大久保利通并称为“维新三杰”。

西乡隆盛青年时代为尊王攘夷运动奔走。1858年幕府兴安政大狱时两次被流放,1864年被召回藩,在京都掌握藩的陆海军实权。同年参与镇压尊王攘夷派的第一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后预料幕府将亡,遂积极投身倒幕运动。1866年3月在京都同长州藩倒幕派领导人木户孝允等人缔结萨长倒幕联盟密约。1868年1月3日,与岩仓具视(1825~1883)、大久保利通等人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建立明治新政府。后参与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鼓吹并支持对外侵略扩张。1873年因坚持征韩论遭大久保利通等人反对,辞职下野。1877年被旧萨摩藩士族推为首领,发动反政府武装叛乱,兵败被杀,并被追夺官位。

对于西乡隆盛的不朽功勋,黄遵宪在诗中予以热情歌颂:

尊王攘夷平生志,联翩三杰同时起。

锦旗遥指东八州,手缚名王献天子。

……

乾坤整顿兵气息,光华复旦歌维新。

但对于西乡隆盛后期鼓吹对外侵略,特别是他高唱的“征韩论”,黄遵宪在诗中也给予严厉批判:

无端忽唱征韩议,汝辈媕阿难计事。

至于西乡隆盛晚年悲剧,黄遵宪也给予同情与叹息:

吁嗟乎!丈夫不能留芳千百世,尚能遗臭亿万载。

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评价西乡隆盛的历史功绩和过失:

英雄万事期一快,不复区区计成败。

长星劝汝酒一杯,一世之雄旷世才。

《人境庐诗草》卷三《近世爱国志士歌》十四首以豪迈奔放的情感,热情讴歌为推翻幕府同志而勇敢斗争、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维新志士。作者在诗前小序中写道:德川幕府末年,一意锁港,下令驱逐传教士,用炮火轰击外国船只,严禁日本青年学生出洋留学。“唱尊王者触大忌,唱通番者犯大禁,幕府均下令逮捕。党狱横兴,株连甚众。而有志之士,前仆后继,踵趾相接,视死如归。死于囹圄,死于逃遁,死于牵连,死于刺击者,盖不可胜数。卒以成中兴之业、维新之功,可谓盛矣。”诚心仰慕幕府末年那些慷慨悲歌之士,真诚期待中国知识分子“能兴起吾党爱国之士”,能够仿效日本维新志士的爱国精神,为维新变法事业贡献心智乃至生命。诗中介绍了高山正之、蒲生秀实、林子平、梁孟伟、渡边、华山、佐久间启、吉田松阴等十二位倒幕英雄。

4 重走明治维新路

黄遵宪是1877年随何如璋出使日本的,他的《日本杂事诗》于1879年由同文馆刊刻印行。这一年,黄遵宪又开始《日本国志》的写作,其初编于1882年完稿,定稿大致完成于1887年回国后,其抄本开始在清政府政治高层中传阅,李鸿章、张之洞等大员都曾阅读过这部书稿,并给予很高评价。驻法国公使薛福成于1889年见到这部书稿,以为是中国几百年不曾见的好书,欣然命笔作序,并向清政府推荐黄遵宪为驻英国公使馆二等参赞。

《日本国志》中传递的明治维新信息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关切,晚清流行的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建议,似乎都可以在《日本国志》中找到影子。但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特别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上升状态,除了一些有识之士居安思危表达过一些“盛世危言”外,更多人的中国人依然陶醉在三十年的发展成就之中。

三十年的洋务实践使中国朝野无法认同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模式,中国官绅依然相信中国面对西方的刺激、挑战,主要的还是经济上的问题,是自己的经济实力不如人,而不是在文化根本、政治制度层面。因此,中国官绅也就无法认同日本明治维新的彻底变革。

中国在坚持旧有体制前提下进行着变革,从短视目光和实用主义的立场上看,这个选择相对说来给中国带来的动荡最小、受益最大。然而从另一方面看,由于洋务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中国旧体制,所以经济的快速成长也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西方各文明国家并没有因中国的经济成长而将中国视为战略伙伴,相反总是因为中国旧体制的顽强而不断抱怨。

具有莫名文化优越感的中国人当然不惧西方人的口头抱怨,然而到了1894年,中国与日本之间终于爆发了战争,三十年举国之力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之间灰飞烟灭,先前盛气凌人的中国人在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面前彻底丧失了文化底气,由先前的文化虚骄一夜之间变成文化虚无。

重新反思日本何以胜,中国何以败的根本,结果几乎一致认为是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近代国家制度,而中国三十年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于是中国官绅在甲午战后的反省,就是中国必须放下架子向日本学习,特别是要补上明治维新这一课。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获得正式出版,立即引起国人高度关注,梁启超借题发挥,大声疾呼中国人不要轻易将这部著作的价值低估,不要将之视为纯学术的历史书,这部著作对于日本的政事、人民、土地,特别是明治维新变政之故之过程,都有很细致很径道的表达,值得国人反复吟诵,并使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稍后,在中国发生的所谓维新运动,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学习日本,只是碍于老大帝国的面子,在很多时候谎称是向西方学习。其“维新”二字,反映了日本明治维新在中国官绅心目中的印记。他们除了学习西洋,也向东洋学习了。而此时最重要的鼓吹者已经不是黄遵宪,而是康有为。

据康有为自己说,他自1886年就注意到明治维新的划时代意义,并开始搜集相关资料。他本人不懂日文,于是特地培养其女儿同薇专修日语,至1896年,所得日文书甚多,乃令同薇翻译成中文,并据此编撰《日本变政考》及《日本书目志》。

康有为的这个说法还可以再探讨。其实从思想史的角度说,康有为的明治维新观应该主要来源于黄遵宪的介绍特别是《日本国志》,他基本上承袭了黄遵宪的看法,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大变官制”,“盖一切事皆待官而办,苟官制不改,以数千年积弊之衙门,只能舞弊,而必不能兴利”。所以改革官制也就成为中国改革能否成功的大关键。

通过《日本国志》,康有为认为明治维新以三权分立为政治体制的基础是近代国家得以确立的原则,是近代国家政体之本,三权立,然后政体备。所以,三权分立是维新变法在政治制度领域预设的一个重要目标。

明治维新使日本的力量急剧上升,并终于成为中国的巨大威胁,经过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三十年的发展成果差不多毁于一旦。第二年的《马关条约》使中国蒙受从来没有过的奇耻大辱。知耻尔后勇、见贤思齐,是中国圣人的教诲。

所以,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是,中国在甲午战前尽管有那么多人一再鼓吹应该像日本人那样虔诚学习西方,但总得不到朝野内外的真正重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邻蕞尔小国日本原本就是学中国,相信他们不可能掀起什么风浪。

然而到了战败,到了条约签订,中国人赢得起亦输得起,很快就调整了自己心态,不仅潜下心来学习日本,而且在那不太长的时间里,竟然与日本的关系恢复的最好,朝野内外不断出现与日本结盟的呼声。

在甲午前后,康有为也是坚定的反日派,不过到了《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也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发自内心承认日本的成功,确信日本的经验有我中国所不及者。中国的未来,要必像日本人那样重走维新路。此后不久,中国也确实出现了一个“维新时代”。

维新时代的中国发奋为雄,全国上下确实洋溢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气氛,然而经过差不多三年时间,至1897年底,德国人竟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紧接着,俄国、英国、法国等,都相继乘火打劫,中国的民族危机再次爆发。

胶州湾危机爆发后,康有为向清廷上了一份奏折,题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呈》,希望重演1895年公车上书的故事。

在这份后来被称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康有为详尽分析了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为甲午战后三年来,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筹划详明,绝无隐讳。

康有为推测,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实在为列强瓜分中国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德如成功,列强必群起而效尤,诸国咸来,并思一脔,瓜分豆剖,渐露机牙,犹如地雷四伏,导管遍布,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州湾事件只不过是列强的借口而已。于是,康有为郑重警告清廷主政诸公:列强计谋得逞,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根据康有为的分析,中国之所以在甲午战后,在度过了难得的三年“维新时代”之后,依然不被列强视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依然被他们任意欺凌,主要还是由于中国本身的“弱昧”,尤其是愚昧无知,不知天下大势,不知变法图存,得过且过:语新法之可以兴利,则瞋目而诘难;语变政之可以自强,则掩耳而走避。

结果,中国经过了三年的“维新时代”不是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越来越不被人瞧得起:今日大患,莫大于昧。故国是未定,士气不昌,外交不亲,内治不举,所闻日孤,有援难恃,其病皆在于此。

知道了中国问题症结之所在,康有为当然比较容易提出自己的治疗方案。他的基本意见是,以为中国如欲摆脱被动的国际环境,只有练好内功,在内政上下功夫,使中国尽快以近代民主国家的形态出现在世界舞台:在今日世界竞争大势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无他图。

康有为建议清政府和光绪皇帝因应胶州湾危机所将要导致的民族主义新高涨这一背景,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集群才咨问以广圣听,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定颁行;纡尊降贵,延见臣庶,尽葛旧俗,一意维新;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大校天下官吏贤否,其疲老不才者,皆令冠带退休;分遣亲王大臣及才俊出洋,未游历外国者,不得当官任政;统算地产人工,以筹虽计预算;察阅万国得失,以求进步改良;罢去旧例,以济时宜;大借洋款,以举庶政。然后破资格以励人才;厚俸禄以养廉耻;停捐纳,汰冗员,专职司,以正官制;变科举,广学校,译西书,以成人材;悬清秩功碑,以奖新艺新器之能;创农政商学,以为阜财富民之本;改定地方新法,推行保民仁政,若卫生济贫,开矿学,保民险,重烟税,罢厘征,以铁路为通,以兵船为护;如是则庶政尽举,民心知戴。

这些内容大体上反映了康有为关于中国变法图强的基本方案。在此后的1898年间,康有为所上的全部奏折、条陈,所建议的方略、谋略、计划等,都可在这份《上清帝第五书》中找到它的萌芽形态或影子。

至于如何变法,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上中下三策供主政诸公参考:

上焉者取法俄、日以定国是,即参照俄国、日本等与中国国情比较类似的国家已经走过的成功道路,尽快开始变法,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即建立俄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

中策则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发动六部九卿真实感臣,集思广益,谋议变法,次第施行。

下策是是中央政府拱手无为,听任疆臣各自变法,通饬各省督抚,就本省情形实行变法,以局部试验为全国性的变法提供经验。

康有为自信地以为,实行上策,国家可以富强;能行中策,中国还可以维持积弱的局面;仅行下策,大清王朝则不至于尽亡。当然,康有为是希望能够推行上策。若徘徊迟疑,因循守旧,上中下三策都不实行,那么幅员日割,手足俱缚,腹心已刲,大清王朝“欲为偏安,无能为计”,必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终必如前明一样至于灭亡,重演煤山故事。

因各种原因,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并没有送达政府高层,不过其内容已在京城内外广泛流传,给康有为带来了无限好处,逐渐受到政治高层的眷顾,而康有为也适时利用这些优越条件从事自己的政治活动。

1897年12月5日,德国海军舰队武装占据即墨城,掳去清军提督章高元。清政府在李鸿章等人的主导下,委托俄国驻中国公使向德国言和,然而德国公使海靖甚桀黠,不仅不愿接受俄国的调停,相反却勾结一起要挟中国。胶州湾事件的结局似乎很难预料。

当此时,日本参谋本部神尾宇都宫到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张之洞,协商由日本暗中帮助中国联合英国以拒德。然而刚刚经过甲午战争的冲突,特别是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中国方面实在不太清楚日本的情形和真实用意,政府诸公亦多猜疑日本,恭亲王奕与李鸿章一样,更多地倾向于依仗俄国从事和平外交,尽量通过和平的手段处理与列强的关系,于是很简单地就拒绝了日本联合英国以抵制德国的建议。

获悉神尾宇都宫的情况后,康有为迅即向翁同龢作了报告,表示日本动机之“可信”。康有为甚至利用关系找到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进行谈判,建议日本政府将中国应偿还的赔款延缓十年,并减息。矢野文雄对康有为的建议表示原则同意,以为可以作为中日两国政府继续进行谈判的基础。然而中国政府主政诸公对此将信将疑,终不信是议。

针对清政府内部的疑虑,康有为很聪明地利用于1897年最后一天(12月30日)被任命为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的名义草拟了一份奏折,题为《请联英日,立制德氛,益坚俄助折》,于1898年的第一天(1月1日)上奏清廷,根据自己所了解所掌握的外交内幕,揭露沙皇俄国与德国互相勾结,合而图我的阴谋,坚决反对将胶州湾租让给德国,以绝各国“踵其后而瓜分”中国的阴谋。

联合英日以制德俄,这不过是中国传统的外交手腕,不过是李鸿章等当朝大臣最习惯、最擅长的“以夷制夷”谋略而已,所以康有为即便利用了清政府对新任监察御史杨深秀的信任与仰赖,清政府主政诸公也不会认为这个主意有多么高明。这份奏折也就不了了之。外交危机依然沿着自己固有的轨道演绎着,发展着。只是康有为联合英日的信念似乎不曾动摇。稍后,康有为又代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草疏,题为《外善邦交,内修边备折》,再请清政府联合英日以制德俄。该折略谓:

英自康熙十一年以救西班牙立主与法战,乾隆六年以救澳与普法战,又二十一年以救普与法、俄、瑞、澳战,嘉庆元年攻法拿破仑而救普,咸丰三年至五年,与法救土耳其而联俄,顿重兵于斯巴土拨,死士二万,糜兵费七千万镑,光绪二年与法、奥、意救土耳其而拒俄,顿重兵于毛鲁塌岛,故英真救人之国也。日本与我唇齿,俄、德得志东方,非彼之利者。昔东事之役,彼以国小变法自强已久,欲奋扬威武,以求自立,既得胜,得辽东而不得,其势不得不恨俄、德,其来请联助,乃真情也。英海军甲地球,又扼苏彝士河之权利,若英不欲战,欧西各国不能飞渡,若联英日,则东西南三面如环玦,皆可晏然。今地球大势东流,皆以我为土耳其,若我与联,英人必出。

康有为将这些建议通过正常渠道上奏清廷的同时,也专门报告给翁同龢,请翁能在政府中主持此事,与在外的疆臣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相呼应,相配合,达成与英日联合以抵制德俄的目标。与此同时,康有为又作《联英日策》,广为散发,遍告朝士。

对于康有为的联合英日以抵制德国的建议,梁启超的内兄、时任刑部左侍郎李端棻深然之,持以示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廖寿恒具有一定的维新思想倾向,在各位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中,也比较欣赏康有为这样的青年才俊,自然比较容易认同康有为的这些主张,因而将康有为鼓吹的联合英日以制德俄的主张有意无意地在政府主政诸公中加以散布,似乎也是情理之常。

康有为联合英日以抵制德俄的建议在政府内部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甲午战后,中国政府内部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对各国也确实有着不同的态度,亲近英日的主政者自然容易认同康有为的主张,而亲近俄德的主政者则未必然。所以当这个主张越传越广的时候,在清政府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大臣李鸿章很不高兴,他当面诘问他的同僚张荫桓,而张荫桓也只是说:“英大国,未必许助我”。康有为的建议遂不了了之。

李鸿章的不以为然,特别是外交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政府内部对德俄两国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中国需要的是一种和平发展的环境,而不是以武力与列强进行新的抗争,所以康有为联合英日以抵制德俄的建议并没有获得政府的认同。不过正是在这一事件中,康有为的名声可以想见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成为政府内部某些势力集团争相延揽的对象。

在各位大臣特别是总理衙门的大臣们看来,由巨野教案引发的胶州湾危机确乎暴露了德国政府对中国,对远东的政治野心,不过自甲午战争以来,德国政府毕竟一直对中国比较同情,两国政府间的合作日趋广泛,民间交往、双边贸易在那短短的几年间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德国需要在中国沿海修筑一个海军基地以维护德国在中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一点是中国政府内部稍有国际常识的官员们比较一致的看法。

中国官僚阶层中的开明者基本上都能够同情德国的处境和心态。问题在于,德国人不能理解中国官僚体制的低效率,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明明白白地关闭谈判租让、割让沿海一个港口的大门,中国政府需要的谈判时机,租让、转让、割让的理由,以便说服国内特别是政府内部的反对派,而德国人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一点,于是他们按照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日程表,动用武力解决问题,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国政府同意。

所以说,让德国人占有或使用胶州湾,甚至将旅顺、大连湾交给俄国,将威海卫交给英国,就社会影响和政府内部的反对势力而言,可以肯定地说是一次外交危机,但是对政府内部那些主张和平发展,主张将中国拉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主政诸公来说,这一系列的所谓“外交危机”不过是“外交困难”而已。

当然,既是困难,总需要设法克服。1898年12月30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清廷任命杨深秀为山东道监察御史。第二天,即1897年的最后一天,杨深秀就向清廷递交了一份题为《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提出“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

杨深秀变法图存的政治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份奏折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此前三年的维新运动进行了总结,基本上认为三年的维新运动与先前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相类似,依然是只变其末,未变其本,所以才有了胶州湾事件这样的“外交困难”。

杨深秀的这个说法自然很难获得政府主政诸公的认同,但对那些“政治边缘人”,或“政治新秀”,或“权力失落者”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是批评现实政治的一个绝佳借口。

所以,杨深秀的这份奏折一提出,就引起清廷政治高层的极大反响和震动,这毕竟是因胶州湾事件而引发的“外交困难”竟然推导出政治变革的结论,这实在有点惊天动地,预示着第二天开始的新的一年不可能依然如往昔那样风平浪静、浑浑噩噩。

光绪皇帝和诸位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三年来久已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他们真的以为中国在甲午战后知耻而后勇,发愤有为,三年大见成效了呢?杨深秀的“盛世危言”无疑深深刺激了光绪皇帝和他的“众爱卿”。

痛定思痛,他们在将这份奏折上报给已经退居幕后颐养天年,但依然不辞辛劳为大清王朝政治决策负最后责任的慈禧太后过目的同时,也开始考虑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和可行性。1898年1月16日,光绪皇帝在召见群臣时曾谈及中国的外交困难,颇诘问在诸多时事中何者宜先,并以变法为急务,希望各位重臣能够从国家根本利益上进行考量,提出如何变法的系统构想。

各位重臣此时正忙于胶州湾危机的善后,根本无暇思考光绪皇帝所提出的什么政治变革问题,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闻言默然,谓欲改革须从内政根本起。翁同龢颇有敷对,诸臣亦默然,对光绪皇帝的建议似乎根本无意回应。

关于政治改革的问题,此时只是泛泛提及,并没有在政治高层展开讨论。在随后的讨论中,光绪帝令领班拟裁绿营、撤局员、荐人才之旨,又拟斥部院诸臣不得延阁官事旨。

政治变革的期待并没有在政治高层获得积极的回应,不过年轻的光绪皇帝并不会就此甘心,他在退朝后示意翁同龢于第二天连发三道上谕,一是要求改进中央政府各衙门的办事作风,提高效率;二是要求各省督抚切实淘汰冗员,举荐人才,开创新局;三是要求各省根据自己的情况尽快筹款开办制造局厂。总之,光绪皇帝期待中国能够在内政方面有办法。

光绪皇帝此时关注内政与改革制度的心情似乎很容易使某些朝臣联想到康有为。不日前由高燮曾提议由光绪皇帝亲自召见康有为的事情很可能于此时再被提出,主持朝政的重臣恭亲王奕碍于清朝的礼仪传统,以为康有为的级别太低,皇帝不宜直接出面与其交谈,并建议光绪皇帝如欲向康有为询问什么问题,可由各位大臣代为询问。然后再根据面询情况决定是否由皇上亲自召见。

奕的折衷建议化解了矛盾,光绪皇帝虽然没有能够很快面见康有为,但毕竟使康有为能够在清廷诸位重臣面前畅谈自己对国事的看法。

旧历新年的第二天(正月初二,1月23日),总理衙门总办根据清廷政治高层的决定,书面通知康有为第二天到总理衙门接受王大臣的面询。1月24日下午三时,康有为如约前往总理衙门所在西花厅,在那里接受了荣禄、李鸿章、翁同龢以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人的问话,康氏也乘此机会将先前并没有送达的《上清帝第五书》直接呈递给政府最高当局。

西花厅问话的详细情况已经无法复原,根据康有为的回忆,他在这次谈话中曾郑重提及中国应该学习日本的一些维新措施,并言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并称自己已编辑有《日本变政考》及《俄大彼得变政记》,比较详实地考察了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过程,对于中国即将开始的政治变革或许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二天,光绪帝通过总理衙门令康有为将《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一并呈送。遵照皇上旨意,康有为在这个春节假日里,闭门谢客,奋笔疾书,赶写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及《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随同《日本变政考》,还有一份《为译纂〈日本变政考〉成书,可开日本由弱致强之故,恭请御览,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着重强调向日本学习乃为当时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捷径。

《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或简称为《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康有为在戊戌年间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之一,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

康有为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強,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地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

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惟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转变成与现代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正常国家,这样在国际社会就可享有平等的待遇。

在这份奏折中,康有为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似乎已是朝野各界的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

康有为指出,中国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情况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它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

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国家。

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

第一,由光绪皇帝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

第二,由政府最高层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

第三,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要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

统观康有为《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他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比较激进的政治主张,而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推行。

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他认为这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所以在提出这一建议之后的一个月左右,康有为于2月28日又在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

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向光绪皇帝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他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轮船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

康有为的《统筹全局折》及同时呈递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深获光绪皇帝的赞赏,光绪皇帝在收到这些文件后,置之案头,日加批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日读康书,知之更深。” 4月13日,光绪帝命翁同龢将这些文件送到颐和园,恭请慈禧太后御览。及至新政启动之后,光绪帝再要参阅《日本变政考》的时候,自己手头没有书,只好再令康有为誊写进呈。康有为又乘此机会对原书进行修改润色,令文从字顺,并附表注,以便阅看。由此可见,康有为的《统筹全局折》以及《日本变政考》等,对于后来的政治发展与演变,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康有为理念中的维新变法实际上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这在他的《日本变政考》中有突出的展示。这部“御览”著作倾注了康有为的全部心血,是一部翔实的编年体明治维新史,按年月顺序详述从明治元年至二十三年的维新过程,记载每一年度所采取的变法措施,以一事一议的方式,将自己的心得、看法写成按语,系于相关部分。凡中国变法之曲折条理,康有为也借此书予以表达,兼赅详尽,网络宏大,内容广泛,包罗万象。从纲领、政体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无所不包。

根据日本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写有一百多条按语。这些按语全面阐释中国应该怎样向日本学习,实行变法。康有为指出,明治维新使日本获得巨大成功,其经验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更是中国变法维新的不二法门。中国不变法,不更新,则已,要变法,要更新,就不必舍弃日本的经验而有异道,不必老是想着自己的“特色”而另外出鬼,要尊重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适性和普世性,“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

康有为的这个说法彻底否定了先前中国人面对西方社会文化而耍弄的小聪明,更是对先前“中体西用”的清算与批判。他希望清政府特别是圣明的光绪帝采用明治维新的既成模式依样画葫芦,重走明治维新路。

康有为指出,中国要维新,要变法,就要确立变法的决心与成功的信心,特别是皇上更要像日本天皇那样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立定国是,大誓群臣,布告天下,使一国之人知所趋就,誓死相从,勇往直前,不委屈迁就,不为守旧势力的阻挠而动摇,在上者持之以定力,然后再能鼓舞全国之士气,变革有成。

日本所以能够通过维新自强者,其主因就是天皇能够博采维新诸臣的建议,坚决排拒守旧诸臣议政而已。康有为的这个总结是否就是明治维新的历史,我们姑且不论,但其无疑是希望光绪帝能够坚守变革的立场,纡尊降贵,简易通达,见农工,问父老,巡幸国中,会集草茅微士,悉心咨询,使野无遗贤;任人唯贤,唯才是用;破除常格,知人善任;弃虚文而求实政,反对循资升迁,力主尊贤使能,反对尊资使格;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最大限度安置天下英才贤能与共之。果如此,哪有变法不成之理?

借明治维新成功经验,康有为建议从改革腐败的官僚机构入手,建设一个高效廉洁的新政府。在康有为看来,这也是他研究明治维新史的一个重要心得。他指出,凡百政事,皆待官而始治。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维新时代推行各种富强政策,主要是因为明治政府改变了官制,扫除了积弊。康有为建议官制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改革六部则例,裁并机构,裁汰冗员;创设新机构,重用新人等方面。尤其是要学习日本政府专职专任,一部之事责成一人负责,一人专任一职,而不兼差。

这样,既可以避免相互掣肘、推诿,又可以集中精力作好所任专职。整顿吏治,主张弃捐官,去浮费,厚俸禄,除中饱,既要以廉洁精神教育鼓励官吏,更要设身处地解决官吏们的体面生活,高薪养廉,使官员不会因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尊严。

对于官制改革,康有为也根据他对明治维新史的研究提出比较详细的方案,大致是要求减少层级、科层、层次,废除督抚司道,将全国的行政体制优化为府、县两个层次,果如此,当然减少不少官员数额。至于县这个层面,康有为也根据日本的经验,建议不要大包大揽,县一级政府只需管理讼狱、赋税两件事即可,另外可以设立民政局,专任民政,包括学校、农工商业、山林道路、水利开垦等事务。

在法制方面,康有为建议像日本那样直接仿行泰西成法,减刑轻律,设立陪审员制度和律师制度,设立巡捕制度。这些制度不仅有日本榜样,其实在英国人管理的香港以及上海租界中都有很成功的经验。

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明治维新的重点,也是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及《日本杂事诗》中重点介绍的内容,同样也得到康有为的重视,只是经济毕竟不是康有为所长,所以他除了如实介绍明治政府的经济措施、法律保障外,似乎并没有提出多少独具特色的主张。

至于文化教育方面,这是康有为的专长和职业,所以他在这方面的观察比较仔细,建言也比较得体和切合实际。他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落后,主要是民智未开,而西方诸国之所以强盛,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教育发达,学校林立,人才辈出。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其最精髓的东西也在教育方面,以教育立国,广设学校、图书馆、仪器馆,鼓励大规模翻译域外书籍,鼓励学子出洋留学,鼓励开办各种各样的学会,以此造就大批人才,以促成明治维新的空前成功。康有为认为,日本明治维新这方面的经验最值得中国人学习。

明治维新就是要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就是要建立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以,康有为在总结明治维新的经验并向国人推广时,最看重的就是明治维新的政治改革,这也是中国人先前最瞧不起日本的地方。而在甲午战败后,这恰恰又是中国人最希望获得的经验,最希望进行的政治实践。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等一系列文献中反复强调开议会的重要性,称赞议会制度有助于通天下之气,会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才。

这既是西方诸国走上强盛的根本原因,也是日本与中国同时起步学西方,而不到三十年远远超过中国的根本原因。中国要强盛,无论如何不要再像过去三十年那样自作聪明,要踏踏实实循序渐进,老老实实学习西方,将西方的经验原原本本学来,就像胡适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只有充分的世界化,才能充分保留民族的东西。

议会民主是西方国家政治的根本,也是日本走上富强,走上成功的根本经验,日本变法以民选议院为大纲领,以议会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所谓大纲领,所谓政治上有办法,就是指的建立议院体制,只有议院立,宪法成,然后君位日益尊,国日益安。这就是康有为总结的明治维新的根本经验,所以他在后来的政治活动无不以此为目标,强调设立议院、制定宪法、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重要性。

5 对明治宪政的模仿

仿照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政治变革成为1895年之后中国的政治主题,而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建立宪体制下的皇权尊严,重建近代国家制度。然而由于中国人在甲午战后的焦灼意识太过强烈,恨不得用最短时间补上日本几十年的功夫。

当日本前内阁大臣,也是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伊藤博文来中国游历时,中国朝野上下都对他充满了期待,希望他能够当面向中国领导人传递明治维新的经验,促进中国的发展。

然而欲速则不达。激进的政治变动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而康有为不惜调动军队乃至江湖中的人去解决和平变革中的僵局,更是触犯了政治大忌,1898年秋天的政治风波使这一变革进程嘎然中止。

又经两年蹉跎,中国在饱尝民族主义的苦果后,于1901年重新起步,进入政治变革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的所谓官制改革、所谓仿行立宪等,其范本、模式,在在刻意模仿明治维新。

具体如商部之设,即来自载振对日本商政的考察和移植。明治维新在中国官绅的记忆中,终于从同光新政时期第一阶段的不屑一顾、不以为然,中经第二阶段戊戌新政时期的五体投地,到了1901-1905年新政时期的的平常心对待。经过短暂的几年时间,制度移植使古老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

1901年开始的新政在制度移植方面大幅度仿照日本明治维新的做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同光新政和戊戌新政两个时期,只是从统治者的立场而言,清政府对先前两个时期不太敢试验的一些制度层面的东西开始进行尝试,但在根本制度方面如政治体制改革则是能拖就拖。中国人已经看到了民主政治的曙光,但何时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好处似乎还很漫长。

1904年,日本与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奇怪的战争。正是这场战争打破了清政府在新政中的僵持,使一度不易前行的政治变革获得了新的动力。

日俄战争是这两个新兴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为扩大各自势力范围,而中国东北地区所进行的战争。俄国人因其领土与东北接壤,很早以来就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特别是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后,东北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俄国人的殖民地,成为俄国人的“黄俄罗斯”。而日本在经历了明治维新政治改革后,实行君主立宪,成为世界强国俱乐部中的迟到者,其野心勃勃的所谓“大陆政策”,就是吞并朝鲜,占领东北,进而占领整个中国、整个亚洲。这样,中国东北地区就成了两个新兴大国争夺的矛盾焦点。

经过几年积极准备,日本从1903年起就与俄国就东北的利益进行多次谈判,但一直无法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双方都意识到无法谈妥的东西只能凭借武力解决,于是都进行积极的战争准备,战争一触即发。

东北地区不仅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更是大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可是清政府在这场将要爆发的战争中无能为力,将战争于1904年2月终于正式爆发后,竟然宣布自守“局外中立”,甚至自以为是宣布日俄两国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

清廷莫名其妙的立场并没有阻挡住中国人对这场奇怪战争的高度关注,中国人强烈谴责这场战争带来的兵燹之祸,对于清廷局外中立的立场予以严厉谴责,尤其是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那些力主君主立宪的政治人物,他们对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土地上厮杀非常愤怒,同时也期待、祝愿已经实现君主立宪日本能够战胜依然实行君主专制的俄国。

他们在战争爆发不久就预言,这场战争将使中国人充分认识到国家强弱的分别不再是因为人种或其他原因,而在于各自所选择的政治制度;这场战争还将使世界政治发展的一般趋向更为明白,其结果肯定有助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所以战争对中国固然是不幸的,但这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使浑浑噩噩中的中国人通过这场战争彻底觉醒,彻底意识到中国必须仿照明治维新,重新走上政治维新、君主立宪道路的必然性。

战争的结果不期然与这些立宪派的预言相吻合。日俄两国的海军舰队在旅顺口附近海面多次交手,俄国舰队受到重创。而日本的地面部队自新义州渡过鸭绿江,接连突破俄军防线,俄国驻旅顺口守军于1905年初被迫。

稍后,双方又在沈阳展开决战,俄军不敌。为挽回败局,俄国政府从欧洲调集舰队东来,不料被日军歼灭于途中。这场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奇怪战争历时一年有余,终以俄国惨败、日本大胜而结束。世人皆曰立宪胜于专制,于是模仿明治维新的政治举措,实行君主立宪,重走明治维新之路的问题再次被提起。

此次最先重提建立立宪政体的来自清政府内部,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清政府驻日公使孙宝琦奏请清廷,要求改行宪政,特别提出日本的宪政其本质是尊君权而固民志,与大清王朝的政统适相吻合。同时,根据他在日本的经验及观察,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奇怪战争,必将以立宪国日本的全面胜利、君主专制国俄国的全面溃败而结束。而日本的胜利,主要胜在其国家政治体制上。这一点,也是十年前中国于甲午时期败给日本的主要原因。

孙宝琦的奏折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激起阵阵涟漪,各地督抚和驻外公使纷纷以立宪为言,与孙宝琦的主张遥相呼应,大家异口同声要求清政府最高统治层不要再犹豫不决、蹉跎岁月,要痛下决心,效法日本,尽管推动政治变革进程。

1905年的中国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实际上则是风雨飘摇,特别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党在国外获得很快发展,并不断在国内掀起一阵阵风浪。说清政府此时就处在危机之中或许稍过,但清政府在政治变革进程裹足不前,远离世界大潮流,确实越来越令人失望。

内外臣工的吁请,给清政府政治高层添加了无形的政治压力,最高统治者鉴于从同治新政当戊戌新政,再到目前停滞不前的新政种种经验教训,不得不格外看重内外臣工的政治态度,即便是出于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清政府也应该借助于立宪政体进行变革了。

清政府政治变革的基本思路还是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于是清廷在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前半年,就曾先行派员到日本考察其宫内省制度,以为清政府将来改行立宪政体时的参考。所以,当袁世凯奏请清廷学习日本在立宪前选派重臣出洋考察宪政以为改制张本时,清廷很爽快地予以积极回应。1905年7月16日,清廷下发一道御旨,宣布简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稍后,考虑到载泽太过年少,加派商部左丞绍英为出使大臣。

五大臣考察阵容不仅庞大,而且他们五个人的政治地位、思想倾向也非常值得注意。载泽是宗室贵胄,留心时事,素号开通;戴鸿慈在中央部院任职甚久,经验丰富,颇讲新政,深知立宪可以救国;至于端方,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所以,五大臣阵容分量重、责任大,自然引起国内外各方面的注意,特别是西方一些民主国家普遍认为,清政府此次派员出洋考察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中国终于下决心将西方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宪法体制和经济体制移植过来了。

根据安排,由载泽、戴鸿慈和绍英率领的一路考察俄国、美国、意大利等国,由徐世昌、端方带队的另一路主要考察英国、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两个庞大的考察团很快组织起来了,经费的筹措也在南北洋大臣、各地督抚,特别是直隶、湖北、江苏等省支持下迅速解决。各地人士真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都在真诚期待中国能够尽早政治民主化,连边远的新疆这样的省份也为考察团任筹一万两库银。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政治热情。

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当然也有不愿清政府立即推动政治民主化的,所以当五大臣考察团刚出京城,就在天津站遇到积极排满的革命党吴樾的自杀性攻击,吴樾的炸弹当场炸死三人,载泽、徐世昌受轻伤,绍英伤势稍重。

吴樾对五大臣的自杀性攻击后来被誉为革命英雄,但在当时却受到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舆论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政治作准备,关系中国政治前途,但凡稍具爱国心的人都应该郑重其事祝其成功,而不应使用这种恐怖袭击手段阻遏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在各方面慰问和支持下,清政府的宪政决心并没有因吴樾事件而中断,鉴于绍英伤势稍重,清政府改派新任驻比利时大臣李盛铎和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为考察宪政大臣。

清政府立宪决心没有因为吴樾的炸弹而改变,除了国内外的支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者俄国于此时也幡然醒悟,突然加快立宪改革的步伐。1905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十月宣言》,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机会、信仰、人身自由和参政的权利。沙皇政府决定着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制定宪法、召开国家杜马,上下一心,讲求自立之策。

俄国的消息深刻影响了清廷决策者,10月27日,两宫面谕军机大臣说,考察政治是今天当务之急,务必饬令各考察大臣克服困难,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误。11月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立宪。两天后,即11月4日,端方等出洋考察大臣电商袁世凯、张之洞、周馥,拟联衔奏请两宫明降御旨,宣布立宪。袁世凯当即电复同意。6日,俄皇宣布释放所有政治犯。俄国的政治举措在在促动清政府实行立宪政治的步伐。

11月18日,光绪帝谕令政务处先筹定宪法大纲,显示出清政府和光绪帝急起直追的决心。25日,清廷决定设立考察政治馆,作为领导立宪改革的中央机构,专门研究各国宪政,向清政府提供宪政改革的咨询。同一天,端方、戴鸿慈、袁世凯、赵尔巽等联衔五年后实行立宪。

内外臣工的积极态度无疑对清廷是有力的支持,清廷为防再生不测,对于出洋考察只能暗中部署,重组考察团,兵分两路,分期启程。12月7日,出洋考察团第一路数十人由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率领由正阳门火车站上车,至秦皇岛转小火轮至上海。19日下午,搭乘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巨型油轮“西伯利亚”号向日本驶去。翌年1月14日,出洋政治考察团另一路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乘法国轮船“克利刀连”号扬帆启程,先至日本,再转赴欧洲诸国。

在日本,载泽一行受到日本朝野的殷勤款待和真诚欢迎,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日本朝野确实期待中国的政治发展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同步,所以日本政府不仅安排天皇接见考察大臣,给予优厚的礼遇,而且安排政府现职各大员、故臣元老以及有关专家与考察大臣就日本立法原理、原则,政治沿革和损益等,进行“从容讨论”。

参与日本政治变革全程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既向载泽等人详细讲解日本宪法,又对考察诸大臣提及的在君主立宪政体下官吏任免、军队统领以及宣战、媾和、签约、发布命令等方面的疑问进行详细解释,特别是伊藤博文结合自身经验,提醒中国在政治变革时无论如何要注意不要让君权旁落:“贵国为君主国,虽立宪而主权必须集于君主一人之身,不可旁落于臣民。”

日本的经验和热诚赢得考察大臣的好感,而且从两国国情上说,日本的国情及其维新举措确实要比欧美诸国更合乎中国当时的需求。所以,载泽等人对日本的经验和制度格外推崇,他们将仿照日本推行宪政列为考察欧美日诸国的最终结论和优先选项。

此次出洋考察的主要目标就是宪政,所以考察团每到一国,对于议院的参观和议会制度的考察变成了首要任务。久之,考察团成员对于日本和西方诸国议会制度有了新的认识,但其重点似乎还是先前的期待,即以明治维新为范本进行政治改革,所以当载泽、李盛铎一行考察完日本后,又特别留下随员钱恂等人专驻日本继续详细调查。由此可见,明治维新在清政府预备立宪运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906年夏秋之际,两批考察大臣先后归国。他们很快就向清政府提交了《宪政考察报告》以复命,向清廷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以为君主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不坏的制度。

清廷愿意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并不是毫无条件的,其实在这一运动一开始,慈禧太后就向内外臣工公开了政策底线即清政府可以承受的最低限度,那就是这一改变必须于君主的权力无根本妨碍。所以,所谓五大臣出洋考察就其本意而言,就是要通过对欧美诸国实地考察,区他证明立宪政体对君权的正反两方面影响。

所以,载泽等人归国后,不仅从整体上以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有利于外患渐轻、有利于消弭内乱这样“三个有利于”奏闻朝廷,而且还具体分析欧美日各主要立宪国家的权力构成及权力中心,以为美国是以工商立国的国家,纯任民权,其制度与中国不能强同;英国固然法良意美,但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

与中国国情相似且其体制易于采择的,在诸考察大臣看来只有日本,日本虽万机决于公论,而大政仍出自君裁,以立宪之精神实行中央集权之主义,其政俗尤与中国相近。所以比较而言,诸考察大臣愿意向清廷推荐的,也就是说,他们估计清廷最愿意接受的,恐怕只有日本的体制。因此1905年的出洋考察,诸大臣虽然遍游各国,但其重心始终放在东邻日本。

与考察团的观察相呼应,驻日使臣杨枢也在此时接二连三项清廷上书,要求考察团对东西洋各国宪政的考察应该说是很有成效的,在此基础上,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颁布仿行立宪的诏书。这里的所谓“仿行”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仿行的对象,但在当时人们心目中都清楚所指是日本。稍后的各项举措也无不与日本为楷模。

预备立宪宣布后后不久,清廷又选派提学使黄绍箕前往日本考察学政。稍后又决定于保定设立通国武备学堂,一切组织概模仿日本振武学校章程办理。所以,清廷的预备立宪虽说从理论上说是对欧美诸国政治体制的择善而从,但在清廷内外臣工乃至最高统治者的心目中,都是将日本明治维新形成的政治格局、政治举措列为预备立宪施政首选。

模仿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政治改革是当时中国并不讳言的行动,在那几年,清廷不断派员到日本进行考察。1907年,清廷派遣达寿、李家驹等三大臣进行第二次出洋考察,专门考察同为君宪制的日、英、德三国政治体制的细微差异及其运转细节。

在日本,达寿等人同样受到热诚欢迎,明治政府派出法学博士有贺长雄等与考察诸臣多次会面,就宪政的历史、宪法、立法、行政、司法、财政诸问题研求原理之所存,推见立法之本意。通过进一步考察、权衡与比较,达寿、李家驹等考察大臣根据三国不同背景与文化传统,将之归纳出三种不同的制宪形式,即民定、协定和钦定宪法,以为这三种不同的制宪形式分别体现了三种政治形态,即分权政治、议院政治和大权政治。很显然,所谓“大权政治”就是日本万机决于公论而大政仍出自君裁的天皇政治。于是达寿等人奏请清廷仿照日本的先例钦定宪法,才能符合已经宣布的“大权统于朝廷”的立宪宗旨。

达寿和李家驹对日本的宪政是发自内心的信服,所以他们在归国后有计划地系统编写了《日本宪政史》、《日本宪法论》、《议院法》、《日本官制通释》、《日本行政裁判法通释》、《日本司法制度考》、《日本皇室制度考》等数十种,这对于国人系统了解日本的宪政思想与宪政实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前后两次的出洋考察,都将落脚点归结为仿行日本,所以清廷由此更坚信中国立宪政治的发展只有仿照日本才能既有利又可行,君主处于权力的中心。根据这个思路,清廷于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制度层面终于描绘出一个大致轮廓,中国未来宪政的基本形态,大致如日本的“大权政治”。

清廷在预备立宪过程中刻意模仿日本并不是偶然的,这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六十多年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日本与中国的国情确有相似相同之处,而日本在1860年代迅速彻底转身使其真正摆脱了被动挨打局面,在国际社会赢得了体面与尊严,而中国在过去六十年间不断磋砣与创新,不是踏踏实实学西方,而总是怀疑西方的经验的有效性,强调中国本位的价值与意义。结果,中国失去了时间,失去了机会。所以,六十年的经验使中国意识到只有像日本那样下定学西方的决心,才能真正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

在清廷最高统治层看来,仿照日本进行立宪,一方面迎合了世界潮流,满足国内社会各阶层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呼声,有利于维系统治集团内部人心,巩固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实行立宪政治,可以极大程度满足国内最为活跃的立宪派对政治参与的期待,将国内正在成长着的这个新兴阶级纳入统治阶级的内部,顺势扩大统治阶级的基础。

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粉墨登场,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原先对清廷抱有莫大希望的立宪党人终于觉醒,开始与清廷疏离,与革命党靠拢。稍后,清政府终于被人民所抛弃,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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