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与罪人,荡子与贤人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0-21,星期日 | 阅读:167

撰文:戴潍娜

霭理士是维多利亚晚期的性学先驱,沉没的一代思想大师,被称作他所处的时代里最文明的人。西方评论界认为,霭理士在“性的现代化”上作出贡献,可以等同于马克思.韦伯至于现代社会学,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于现代物理学。他被评价为“伍尔夫之后最伟大的英语作家”。罗素赞美霭理士的巨著是“少有的令人放心的杰作”;潘光旦对霭理士敬仰如师,自称“私淑于今二十年”。周作人终其一生宣称霭理士是对他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他的“启蒙之书”——“我读了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对于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个见解”。

周作人与霭理士,仿佛一对精神上的双生子,是荡子与贤人的矛盾体。在霭理士的映照下,周作人的内心世界得以浮出水面,他究竟是离经叛道者,还是书斋活古人?究竟是人类文明的革命者,还是与世隔绝的归隐僧?现代中国社会是一则巨大的语病。隔着无际时空的霭理士,站在周作人这个“语病”背后,如同告解室里静静聆听的精神分析师……

一个人和他的镜子跳舞,一个人和他的替身跳舞。正如在巴赫的平衡律中,荡漾起一支霭理士与周作人合作的圆舞曲,他们交织的舞蹈,将成为一场无意义的圆满……

《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是霭理士和周作人两个人传记和思想的相互发明与相互映照,它试图融合极端的美与极端的思考。一部华丽而晦暗,沉溺乃至消沉的美学文本,掀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伤剧幕。作为现代中国一个无法愈合的创伤性事件,周作人的变节,同时是现代文化自身分裂出的一种结果和一个危险回应。历史的伤口,在一次次凝视中撕裂,现出它的残暴抑或妖娆。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


1 圣人与罪人的合体

如果一个作家半生都与刺客、监狱、政治谜案纠葛不清,身败名裂似有隐情,又始终拒绝理解,死缄其口,一说便俗,那种不可救药的浪漫气质,简直可与日本古典时期动不动就有的男女“情死”相媲美。偏执傲慢、至信至义至察至冤,同时又非常非常无情,一样的彻底,一样的不讲道理。

早年留学日本的周作人灵魂里也吸入了日本“爱与死”的艺术气息,写过不少关于“情死”的茶话。古已有之的情死,在日本通称“心中”,井原西鹤称之为“心中死”。周作人后半生的不辩解,大约也是彻底绝望于世界的窄小,如那班子痴男怨女一样,“被挟在私情与义理之间,好像是弶上的老鼠,反正是挣不脱” 。死也不能怎么英雄怎么超脱,于是活着就是不配合。“一说便俗”背后是心寂、心死。

这一场大戏,当事人早已作古,或是留下青红难辨的证词。其间的角色、情节,至今还是不分明。1939年元月,周作人在八道湾家中遇刺。彼时周作人正在和他的“四大弟子”之一,时任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员的沈启无谈天。两名学生佯装拜见,登堂入室,后掏出手枪击中周作人左腹。射向周作人的那颗子弹,不偏不倚击中他长衣的纽扣,这枚纽扣为他挡过一劫,却同时将他送往另一个地狱。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来,北京众多高校和学者纷纷南下躲避战乱,多方好友都曾力邀周作人一起南下。周作人出人意料地选择“一动不如一静”,留守苦雨斋闭门读书。郭沫若在《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这时,日本人已经开始勾引他,约他见面;日本报纸《大阪每日新闻》报道周作人“于这里,只好大概地教授关于日本的政治等等之如何这问题,渐渐便会觉得到日本去是最好的”。新闻传到大陆,文艺界就认为这是为周作人要落水吹风了。因此1938年春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抗战文艺》上,茅盾、郁达夫、老舍等18位著名作家联名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 ,劝周作人南下。这些人中郁达夫等跟周作人关系是不错的。

1938年夏天,西南联大和中央研究院的叶公超邀请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和周作人南下昆明,周作人亦以家庭拖累为由婉拒。远在伦敦的胡适听说周作人出席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饭店正式召开的“更生中国建设应洽会”,漂洋过海寄来一梦:“藏晖先生(胡适自称)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周作人回诗:“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个中滋味,耐人品咂。

北平已不太平。一有事端,周作人的日本太太就叫用人摘下八道湾大宅门上的“周宅”,改换“羽太寓”的牌匾,插上日本旗,以示这是日本人住宅,求得安稳。 至“元旦刺客”事件一出,周作人愈发被推入了复杂危险的政治棋局。据周晚年在香港出版的《知堂回想录》中的自辩,刺客系日本军警指使,为的就是逼他就范。民间流传的另一个说法是,刺杀者自称“天津中日学院学生”,愤恨卖国贼,杀周作人是“锄奸”计划的一环。 “抗日锄奸团”的来源十分复杂,不少都有国民党中统或军统背景,十分敢想敢干。当时周作人虽没有当汉奸,但为防止他落水,先行斩毙。大难不死的周作人于当月12日出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次年12月9日被正式任命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穿梭于各类学术会议、讲习班,发表讲话、训示,冒天下文人之大不韪,摊出“以亲仁善邻”的亲日姿态。随后,他又作为汪精卫随员参加伪满洲国庆典,与陈公博、褚民谊等头面人物推杯换盏履舄交错。共事之人,虽同在衙门,却各怀鬼胎,立场暧昧。一些地下党力劝周作人出任伪职,因周作人出任总比其他人出任要来得好。而在出任伪职期间,周作人也确实照顾过一些故旧,日本人意欲逮捕陆志伟、张东荪、赵紫宸等,都被周作人出面斡旋解救。还有一说他曾营救过地下党。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发行的《文教资料》1986年4期发表了一组《关于周作人的史料》,里面传播了一个说法:周作人当年出任伪职,是中共北平特派其打入。一时谣诼纷起,海外甚至有人把事情夸大为中共给周作人平反,借此攻击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 坊间各路传闻,如今看来大多不足为信,但其间透露出的各方势力间的微妙关系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格局,均叫后人不得不以最大的审慎来掂量其中的抉择与无奈、妥协与平衡。

某种意义上,日本侵华期间,这位苦雨斋老人成为了敌营中最后的文化留守者。任职期间,周作人保全了北大的图书、仪器,也曾因发表有利中华民族的言论被日本军国主义文人斥为“特殊之文学敌人”“反动老作家” 。北平的教育并没有随着沦陷而奴化。关于其附逆期间的精神结构、心理纹理、行为逻辑,至今仍有诸多不明难查之处,各路当事人在50年代的政治压力下全不讲实话,后人的推演往往建立在虚伪供词之上。诚如黄开发所描述:“他的附逆与前期人格表现的反差实在太大,附逆期间他也并没有真正替日本人卖命,甚至还做了一些于抗战有益的事情,过后他的‘不辩解’主义为之涂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 而周作人究竟何思何想,据许宝骙《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一文,他曾对许宝骙说过一句:“我现在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

抗战胜利之后,周作人以汉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在南京监狱熬过两年牢狱之灾,后被保释先回到上海,再回到了他已不识的北平。对于附逆之罪,绝口不辩,只道是“凡大哀极乐,难写其百一,古人尚尔,况在鄙人。深恐此事一说便俗,非唯不能,抑亦以为不可者也” 。

舒芜注意到戈尔特堡曾经评价霭理士“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 ,周作人公然引以自拟:“这句话说的最妙。并不是我想援霭理士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

就是这位周作人反复引用的伦敦隐士,悄然在书斋里策划了一场至今仍在轰轰烈烈进行的革命。

霭理士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写书公然为同性恋辩护的作家。在他之前,同性恋被看作“疾病”和“犯罪”,也有“男同是体内囚禁了女性灵魂”等一干歪理邪说。霭理士通过同性恋行为在动物中广泛存在,论证了“同性恋”的自然性;他同时列举了大量同性恋伟人,包括米开朗基罗、萨福、达·芬奇、伊拉斯谟、切利尼等。 有意思的是,他深入细致地观察“男同”和“女同”不一样的心理生理机制。在这一点上,女同性恋妻子伊迪丝给了他独一无二的学术体验。

早年,他加入“新同志”组织(The new fellowship),成为了其“最年轻,兴许也是最狂热的成员”,并由此结识了爱德华·卡朋特,他们的友谊随后持续了四十多年。卡朋特就是一名同性恋,他在霭理士那里找到了同性恋合理存在权利的最强力证。像周作人力挺郁达夫一样,霭理士也曾为那个时代写“黄色小说”的哈代(Hardy)辩护。他为同性恋权利奔走,并试图干预影响当时的法律。这个纯粹的旧传统习俗的攻击者还与西蒙兹合著了一本关于同性恋的书:西蒙兹负责其中的历史溯源,包括案例整理;霭理士则发挥他的医学功底,负责其中的医学理论部分。众所周知,西蒙兹是个同性恋者,他还未等到完稿就不幸辞世,留下霭理士独自面对这本书带来的无边麻烦。

霭理士生活的大不列颠,拥有着世界上对同性恋惩罚最严酷的法律。德国和奥地利的法律向来以严厉著称,但在实际执行中较之英格兰,却被认为有着更为宽松的尺度。而热情奔放的意大利,早在1889年就废止了对同性恋的惩罚,只要其中不涉及暴力和对未成年人的侵犯,同性恋就被视作默认的合法存在。 然而,在守旧的大不列颠,赫赫有名的《拉布谢尔修正案》(Labouchere Amendment)正将同性恋人纷纷逼入黑暗的绝境。《性心理学》的第一部分《性倒错》,顶风作案刊发出版,散布广泛的同时,时刻有着被查禁的危险。对此,周作人在对霭理士的译介中还有过一番感慨:

德国大烧性书之年而霭理斯的一册本《性的心理》适出版,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八月十三日《独立评论》六十三期上有一篇《政府娱乐》说得很好,其中有云:因为我们的人生观是违反人生的,所以我们更加做出许多丑事情,虚伪事情,矛盾事情……霭理斯的《性的心理》第一卷出版于一八九八年,就被英国政府所禁止,后来改由美国书局出版才算没事,至一九二八年共出七卷,为世界性学上一大名著,可是大不列颠博物馆不肯收藏,在有些美国图书馆里也都不肯借给人看,而且原书购买只限于医生和法官律师等,差不多也就成为一种禁书,至少像是一种什么毒药。这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常态罢,本来也不必大惊小怪的。但是到了今年忽然刊行了一册简本《性的心理》,是纽约一家书店的“现代思想的新方面”丛书的第一册(英国怎么样未详),价金三元,这回售买并无限制,在书名之下还题一行字云学生用本,虽然显然是说医学生,但是这书总可以公开颁布了。

1898年,伦敦警察盯上一个名叫“合法性联盟”(Legitimation League)的社会组织。这个成立于1895年的社团,公开倡导反对一夫一妻制的“自由婚恋”,其间充斥着新潮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素食主义者、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以及大量的无政府主义者——几乎兼容并蓄了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在警方的一次伏击中,该组织的秘书长贝德洛夫(Bedborough)因散布“淫秽”书籍被捕。而这批“淫秽”书籍名录里,霭理士的《性心理学》第一卷赫然在列。随后,谣言四起,甚至有小道消息称霭理士也一同被捕了。事实是,霭理士并未入狱,但却因此官司缠身。后世对当时身陷重围的霭理士多多少少有振臂一呼的期待,他理应借此跳出,一改压抑狭隘的时风与人心,然而霭理士并没有表现出人民想象中的英雄主义,他只有在书中是一个王者、一个精神界的斗士。到了公众的视野里,他就成了那个畏缩的软弱文人,他无力也无兴趣在滚滚的乱世顺应民心,扛起大旗。这一点,在他后来对待战争的极端漠不关心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贝德洛夫审判” 成为了霭理士个人生活的滑铁卢。他正值盛年,还有鸿篇巨制等待书写,却—时间白了少年头,眼目昏花。经济短缺和婚姻压抑像两条毒蛇,狠狠地咬住他。

2 叛徒、合作者,抑或“文化种子”?

历史自有蹊跷之处。《性心理学》的第一部分《性倒错》发表之时,恰逢奥斯卡·王尔德从狱中释放。这个著名的因同性逸事获刑、被上流社会赶出的纨绔子弟出狱之后,几近孤立无援。霭理士成为了他沉默的盟友。以上历史的节点,已到达将同性恋问题置于严肃讨论的关口。在大不列颠,历史选择了霭理士和王尔德。他们沉默地携手改变僵死的文化气候,当初最为不堪的奇谈怪论,在这些先驱的推动下日益变身为今日的文化共识。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全国婚姻平等,同性恋者纷纷结婚。在古希腊和古中国,同性之爱更多是一种社会风尚。古希腊的哲人认为,那是比异性的凡尘之爱更为高尚纯粹的情感形式——一个大师与一个美少年间的爱恋,不仅创造欢愉,更承担着师说与秘传。历史常有变卦和反复,相较于同性之爱的漫长革命,我们关于“汉奸”“合作者”“民族主义”的思索挖掘还其修远兮。周作人“落水”因为文化,被“宽恕”因为文化,如今回头再去理解他,并非执着于个别非凡的个体,而是对分裂的现代文明的恶果的咀嚼。

“汉奸”的观念源于古代的胡汉相争。按古时的华夷之辨与华夏中心论,或者说,按照接受儒家文明的程度,中原为华夏,日本、高丽、越南为小华夏,满蒙皆为夷狄,而西洋皆为禽兽。在明代书籍的插图人像中,日本、高丽等地的人物还属人像,南洋诸国的人则大都画成不穿衣服、遍体黢黑、满身长毛的野人,身边往往伴有老虎、大象或丛林,几乎与猩猩、猿猴无异。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韩愈在《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狄礼,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身为章太炎的弟子,从小接受了排满思想的周氏兄弟,在他们心中,日本不论多么为敌,总是比满蒙更为亲近的。然而满蒙为中,日本是外,周作人由此必为“汉奸”无疑,他头脑中缺少现代国家和民族的观念。

霭理士

热心于人类学的霭理士,也钟情于被基督教和现代文明破坏之前的原始生活艺术,他曾细致入微地描绘现代国家建立之前的乌托邦式的部落文明:生活在罗亚尔特群岛上的里富人本能地追求“修养美”,男人花很多时间修饰自己,女性则讲究实际。他们注重保护嗓音,个个如演说家般善于辞令,敬重老弱,将年长作为一种光荣。战争中一方有六个战士受伤,则另一方首领命令停战,他们不像现代文明人那样先制定战争规则,再用战争去破坏这些规则。征服者必须向被征服者予以赔偿,里富人相信,需要安慰的是弱者。战争结束后,所有人又一起快乐生活,不分敌我。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头脑中也还没有植入“身份认同”和“民族国家”观念。楚国大夫伍子胥的父兄被楚平王因信谗言所杀,他由此愤而引吴兵平灭楚国,并掘楚平王棺木鞭尸三百为父兄报仇。诸侯分立的天下,此等复仇事件中倒戈者并未被扣上“楚奸”的帽子遗臭万代。民间公认的著名汉奸石敬瑭、秦桧、张弘范、洪承畴、吴三桂、李鸿章等也多有争议曲折。比如金名将张柔之子张弘范,世居河北定兴,出生时北宋已灭亡二百多年,他后来降元,顶多是认同自己是金人,而非宋人。李鸿章的“汉奸”之说更是冤枉,只有他去签约才能砍价,别人签则赔得更多。再说秦桧公案,根据邓广铭的《岳飞传》论述,高宗赵构的本意是为削减韩世忠的势力,可岳飞出身行武,政治经验不足,惹得赵构灭他并让秦桧来背黑锅。周作人晚年大有为秦桧翻案的意思,其中也暗含了他自己不足为人道的屈辱与苦衷。

在秦桧问题上有独到见解的学者还有吕思勉,他的部分成果至今还未出版。民国时,南京政府曾经呈请教育部通令查禁吕思勉的《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周作人于1935年3月21日写了《岳飞与秦桧》一文,认为吕思勉的著作“在字句上不无可以商酌之处,至于意思却并不全错,至少也多有根据” 。而1935年10月7日和1936年7月,他又写了《谈油炸鬼》和《再谈油炸鬼》。油炸鬼在北方多是指油条,传说是人们为了出气“油炸秦桧”,由此讹误成“油炸鬼”并传至今。周作人愤恨道:“有厨怨恨,乃以面肖形炸而食之,此种民族性殊不足嘉尚。” 此番言论日后也成了他的罪状。

德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词汇“zeitgeist”,即时代精神。把握一个时代的脉搏,不仅限于史实的复原,更重要的是体会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氛围、节奏,以及存活于其中的个体的种种心态、感知与抉择。历史上,一些松散的文人团体,可能崛起为智识界的交际中心,从而塑造一代人的历史感知与灵魂质地;另一些智识圈子,则可能集体沉沦噤声,后世再难窥其“孤僻的盛况”。细察下来,周作人在沦陷时期有个独特的朋友圈子——不是京派,不是海派,而是京海两派中有遗老文化情结的一批文人,多集中在上海沦陷区汪伪政府背景的《古今》杂志周边。《古今》是上海沦陷后出版的第一种文史类期刊,由周黎庵主编,起于1942年3月,止于1944年10月,共出57期,初为月刊,自第9期改出半月刊。

细考其主帅干将,《古今》杂志社长为朱朴(朱省斋),主力撰稿人有周黎庵(周劭)、冒广生(冒鹤亭)、瞿兑之(瞿宣颖)、徐一士、徐凌霄(二徐为兄弟)、周作人、沈启无、何挹彭、谢国桢(谢刚主)、谢兴尧(并称大谢小谢)、纪果庵(无得)、李释戡、龙沐勋(龙榆生)、吴湖帆、柳雨生(柳存仁、吴商)、文载道(金性尧)、周越然、陈乃乾、潘予且(予且)、冯和仪(苏青)、陶亢德(怡然)、张爱玲、谭正璧、黄裳等。杂志刊登了大量高质量的文史类稿件,但因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众多汪伪政府高官在上面发表文章书画,后来被定性为“汉奸”杂志,撰稿人也多被贬为汉奸文人,后多身陷囹圄,不被提及。其中朱朴为汪伪政府高官,与叶恭绰、张大千、谭敬、周作人关系极好,周作人曾两次给他写对联。而周劭和金性尧原本是《鲁迅风》的作者,却与他们亲近,为此横遭厄运二十多年。而黄裳直至晚年也不承认自己与《古今》杂志有关联。周作人交往的多是这个朋友圈子里的人,某种程度上,亦是同行同止。这个相对固定的作者群几乎是论语派、京派、海派的混搭。早在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乙刊》时期,这一团体就初具雏形。其与谢兴尧主编的《逸经》和《逸文》、金性尧主编的《文史》、苏青主编的《天地》等几乎同为一个作者群。这批人可谓个个通才,京城坊间多有掌故,文章与为人俱奇。此处存在一个哀感顽艳的困局:缘何旧派文人多成了“汉奸”,他们原本雄浑壮阔的学术生命萎缩消亡,没了传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众多文化老人一时没了活路,被周总理安排成立了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各级文史馆员撰写回忆文章结集出版,按月领上二百块钱。然而这批珍贵史料多有不实之嫌,材料、口供、姿态含杂时局下的无奈,遗老们对自己的经历讳莫如深,在“汉奸”问题上陷入罗生门。

在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建造的废墟之上,文化论述扮演了自由意志的锁链。就像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写的那样,不论是什么时期,不论是民众还是政府,对于文化人的“一刀切”,使得文人丧失了最为基本的原则:忠诚、真实和人性。这是历史的可悲之处。在激进而单一的思潮下,意识形态怪兽蛮横粗野地“扣帽子”,导致人们丧志了学术的真性与探究真实历史的能力。

《古今》杂志的发刊词中写道:“同人等都是些一介书生之类,一面虽是忧国伤时,可是一面却又是力不从心。说句老实话,我们除了一枝笔外简直别无可以贡献于国家社会之道。因此,我们就集合了少数志同道合之士,发起试办这小小的刊物,想在此出版界万分沉寂之时,来做一点我们所自认尚能勉为其难的工作。” 这话极有周作人为自己辩解的色彩,也许这些同人在创刊之初就预料到未来的厄运。在民族危机存亡时不宣传抗战,固守旧派文化,“革命时代的士大夫们” 终无处躲藏,无可安放。

1937年的冬天,当一名游离于时代烈焰之外的局外人,已是最不可实现的奢望。此刻,无论多么软弱与冷漠的个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和利益权衡,都要被迫作出种种毫无妥协余地的选择。通敌,乃是其中的一种。“完全抛开个人的好恶是滑稽可笑的……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去挖掘浅层次阅读中一些由于文化所确立的道德准则(这些准则可能是当时的,也可能是现在的)而可能被忽略的模棱两可的东西。” 然而,周作人大约是没有资格进《贰臣传》的。他在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没担任过高官,算不上臣服过不同的政权。他的潜意识中,仍然存有古代文人做门客、食客、策士、幕僚的思想,他只是做不成方孝孺罢了。1945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案例》,就在两年前,周作人随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联名请辞而解职下台,继任者名叫王谟,干了两年多,也没有干什么坏事,后即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处决。相形之下,周作人被判处十年徒刑,还算是留了情面。按照《处理汉奸案件案例》,以下人员,一律视为汉奸,应厉行检举:(一)曾任伪组织简任职以上公务员,或荐任职之机关首长者(汪伪政府官员分为选任、特任、简任、荐任、委任五级)。(二)曾任伪组织特务工作者。(三)曾任前两款以外之伪组织文武职公务员,凭借敌伪势力,侵害他人,经告诉或告发者。(四)曾在敌人之军事、政治、特务或其他机关工作者。(五)曾任伪组织所属专科以上学校之校长或重要职务者。(六)曾任伪组织所属金融或实业机关首长或重要职务者。(七)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任报馆、通讯社、杂志社、书局、出版社社长、编辑、主笔或经理,为敌伪宣传者。(八)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主持电影制片、广播台、文化团体,为敌伪宣传者。(九)曾在伪组织新民会、协和会、伪参政会议类似机关参与重要工作者。(十)敌伪管辖范围内之文化、金融、实业、自由职业、自治或社会团体人员,凭借敌伪势力,侵害他人,经告诉或告发者。 如此来看,周作人的汉奸罪,也是他官高一等的缘故了。对解放战争结束后的敌伪人员,一般科长以下或军队里连长以下的都不追究,但被记入档案,始终无法逃脱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文人于日本占领期间,替日本人鼓吹宣传,充当笔杆子,这自然算作汉奸,在上述第七条中已有明确规定;而仅仅在沦陷区编辑、审阅、校对稿件,出版作品,从事与政治无关的文艺活动又是否算汉奸?这在今天依然意见不一,其关涉到对文艺职能的不同理念。早先,日本方面递呈关于北大、北师大等大学的聘任、宴请和约稿,周作人都一一谢绝,他怕和日本人走得太近。继而,他开始为日伪教育部委员会审阅材料,每月领取车马费一百元。在周作人的心目中,这大概不算为日本人做事。此后,他观念逐级放松,接受伪职,却始终不认为在占领区从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活动属汉奸行为。当初汪伪政府的文联也设立了各种文学奖。凡是民国时名气很大,后来突然间不再被研究提及的人物,除了部分是跟国民党过从甚密,其余很多都顶着文化汉奸分子的嫌疑。

教育水平较高的地方知名人士,是遭受道德审问的首要焦点,民众寄予他们厚望,期待这群知识精英能在抗敌事业中发挥出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强大力量,况且,他们的经济条件较之普通民众更宽裕,逃离沦陷区更容易,所以当他们做出通敌选择时,通常让民众难以接受。“不认真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去谴责这些人贪婪和叛国,是再造他们被迫通敌的政治土壤:假定每个人都进行了抵抗,这弄错了抵抗剧本的情节。” 历史行为总是难以远离各种民族主义情绪的束缚、单方面的道德预审。然而,历史事件终归该回归到难以确定的偶然性之中,回到“薛定谔的猫”揭开盖子前的那一瞬间——随机的粒子还游移在不确定的世界。如同一些研究者们发现的那样,“通敌的真实经历,与英勇的抵抗者,以及设想的畏缩的通敌者相比,在效果上更模棱两可,在实践运作中更困难” 。若以后人的道德诉求,来判别处于选择前夕的历史人物的心理动因,或以行动者难以得知的结果,来评判他们的行为本身,便很容易犯下荒唐且常见的以论代史的错误。

周作人曾在给陶亢德的信中写道:“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 弟子废名大约最能懂得他的伤心,他在小说《莫须有先生传》中,借着主人公莫须有先生的口吻写道:“无求生以害仁最为难。不欺自己才是求生者的功课。求有益于国家民族才是求生者的功课。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者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世,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孔子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知堂先生如有过,大家知道了,有什么关系呢?只求有益于国家民族。” 1946年11月16日,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从轻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剥夺公权10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庭必须生活费外没收。1946年11月28日,周作人上诉称自己年老,量刑过重。1947年12月19日,最高法院将其减刑至十年,这已经是最低年限了。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写了将近六千字的长信作辩解,这封信发表于1987年6月的《新文学史料》上,题名为《周作人的一封信》。根据鲁迅博物馆原馆长王士菁回忆,此信转到了冯雪峰手上,但冯雪峰认为是周作人糊涂,并没有把信往上转,周恩来没有看到。之所以写信给周恩来,大概是因为周恩来在1938年武汉举行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曾说:“在血统上我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 1952年周恩来也对许广平说:“排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婶母哩。”1969年周恩来又对周建人说:“我已查过哉,你是绍兴周氏20世孙,我是绍兴周氏21世孙,你是我长辈,我要叫你叔叔哩!” 至于两家是否同宗,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议。但周作人心中仍有一丝希望,认为自己保全了北大理学院的房子,收回了北大图书馆、文史研究所和北平图书馆等,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在长信中,他辩解道:“我不相信守节失节的话,只觉得做点于人有益的事总是好的,名分上的顺逆是非不能一定,譬如受国民政府的委托去做‘勘乱’的特务工作,决不能比在沦陷区维持学校更好,我的意见有些不免是偏的,不过都是老实话,但是我所顾虑到的只是学校学生一方面,单为知识阶级的利益着想,未能念及更广大的人民大众,这当然是错误,我也是承认的。与敌人合作,在中国人中间大概是很少的,虚与委蛇不能真算是合作,若是明的暗的抗争,自然更不是了。” 这封长信最终没有收入周作人自编文集中,他大约希望这唯一的辩解之词随其罪人之身,一同湮灭于无情的人间。

3 “反常”与“天才”的逆向辩护

对中国“国民性”的看法,周作人并不比鲁迅更为温和。兄弟二人对待青年也有着全然不同的态度。周作人并不相信“青年享有掌握真理的优先权”,认为对青年的“指导是完全无用的”,所谓“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对于鲁迅、刘半农等人热心的青年导师的职责,他完全是一种超然与大傲的冷淡。这种冷淡甚至同时体现在了他的子女教育上。虽身在象牙塔,却懒于问扶“醉人”,其疏离冷漠的背后,说到底是绝望。

1938年至1944年间周作人四次引用余怀《东山谈苑》中的一则故事: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即使对周作人深怀熨帖的同情心的舒芜,都认为这是以莫测高深来自欺欺人,更毋论从不想真正理解谁的民众,以及那一班想方设法窘辱他的“正义之师”了。

“道德”与“不道德”,“真诚”或“欺骗”最终取决于衡量他们的时间标尺。“毁于时世”的周作人,高冷得不愿与时代为伍,用一个反复引用的元镇的故事拒绝时代的采访,那莫测高深背后也许不是高级骗子的选择性相信,而是他对民众智力上的不信任。过度的精英主义,令他根本不期待自己不同历史时间尺度下的道德观和民族国家观念能为庸众所理解。“盖常人者无特别稀奇古怪的宗旨,只有普通的常识,即是向来所谓人情物理,寻常对于一切事务就只公平的看去,所见故较为平正真切,但因此亦远与大多数的意见相左,有时也有反被称为怪人的可能。” 他寂寞独叹:“哀怨虽刻骨,旁人那得知。”

对大众的深刻不信任,在霭理士身上也同样可以找到,且不同于一般的精英主义。弗洛伊德将同性恋作为一种“病理”进行研究,霭理士则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突变”,甚至是一种“天赋”。同性恋在他那儿不仅不是低人一等的患者,而且被视为天资超出常人的独特者。霭理士早已不将他们作为弱者来维护,而是作为“特殊人才”加以保护。他的“颂歌”即便在今天看来也颇为反动。

他认为我们可以将“同性恋”和“双性恋”称作“反常”,就好像我们可以将“天才”和“罪犯”称作反常一样。“反常”乃是一种天性,与此相反,所谓的“正常”才是一种刻意的人为产物,是那些荒唐的、恶心的、犯罪的原始状态的现代异化。正常行为仅仅是那些最可怕的、令人厌恶的、本能的堕落行为的修饰形状。事实上,世上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真正享受“正常”的性。他发现多数所谓“变态”性行为在动物中都能找到样本,只是人类的“洁癖”作祟才对它们皮里阳秋。此外,许多道德审判乃是出于认识上的谬误。比如,阿克顿(Acton)、费雷罗(Ferrero)、龙勃罗梭(Lombroso)、卡夫·艾宾(Krafft Ebing)、摩尔(Moll)等霭理士之前的性学专家,他们统统认为女性的性需求远低于男性。学界通过30年大量的调研,最终证明了这一传统观点的谬误。对女性欲望的正视是20世纪性学革命的一大突破。在霭理士的世界中,女性应当全然拥有官能的享受,女性是男性奏出完美音乐的美妙乐器。

某种意义上,他对于逾矩的异类和天才型的犯罪,保留了最大的宽容与赞许。吊诡的是,《性心理学》第一部《性倒错》的出版商,居然就是个胆大包天的诈骗犯。而在霭理士眼中,他却一直是一个传奇的神秘天才。这些辩论与判断,终究是人类自己的想象。霭理士所作的有关“罪犯”和“欧洲天才”的研究,说到底都是关于人类生理、心理、道德、艺术的“反常”和“极限”研究。

“人究其本质不过是一个语病”,现代中国社会则是一则巨大的语病。隔着无际时空的霭理士,站在周作人这个“语病”背后,如同那个告解室里静静聆听的精神分析师。如今,依然可以通过他的独特眼神,来解读这个沉入黑潭中的复杂背影,观看他人生的转向,辨识其中的缺口。用霭理士来触摸他,映照他,直至敞现。

周作人的失语是一种疾病,他的落水是一种犯罪。告解室镂空隔板背后的霭理士,大概会听到一个哑巴深渊般的世界。对于一生致力于保护文化濒危物种、激赏悬崖边的天才的霭理士,他也许会看到一个“哑巴的伟大”,那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口中“所有人和所有时代都能听到的天才的声音”。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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