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登纳回忆录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0-13,星期六 | 阅读:166

撰文:康拉德·阿登纳  | 翻译:杨寿国 等

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当代德国最杰出的政治家。他一生历经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盟国占领期和联邦德国五个历史时期,可谓饱经历史沧桑。他在德意志帝国后期开始涉足政界,因担任科隆市长期间政绩突出而受到瞩目。第三帝国时期,他拒绝与纳粹合作,两度被捕入狱。1949年联邦德国建立后,73岁高龄的阿登纳作为基民盟领袖出任联邦总理,在任长达14年。仅此而言,阿登纳的“统治”比希特勒的“千年帝国”还长,超过了魏玛共和国21任内阁时长总和,其他联邦总理更是难以企及,只有他的“孙子”辈领导人(也出自基民盟)赫尔姆特·科尔担任联邦总理16年,打破了他保持的纪录。

阿登纳担任总理期间对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政治上,他是一位坚定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信徒。因此,当需要在德国重新统一和融入西方之间做出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在经济方面,他支持“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强调市场调节的同时,主张国家进行积极“社会干预”,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在社会政策方面则引入“共决制”,使工人与企业主共享决策权。受益于上述政策,联邦德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对外政策方面,德国人赢得了西方国家的信任,重新获得国家主权;经济方面,联邦德国迅速从战争创伤中复苏,创造“经济奇迹”,成为西欧经济增长的引擎。阿登纳担任联邦总理时期也因此以“阿登纳时代”载入史册。

《阿登纳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是阿登纳1963年退出政坛后开始撰写。本回忆录主要记载了阿登纳在1945—1963年期间所经历的国内外主要历史事件,以及他个人的主要观点。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


1 对德国局势的设想和考虑

我被撤职(指1945年10月被英国人解除科隆市长的职务)的遭遇,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我在当时是说不上的。在勤奋工作之后突然停止我的职务,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我还不知道我被撤职的真实原因。

现在,我有时间和闲暇来详细读报纸,听广播,特别是有时间同我的老朋友瑞士总领事冯·魏斯先生详细地议论天下大事了。

我对政治形势的看法,反映在1945年10月31日我写给前杜伊斯堡市长魏兹先生的一封信中:

苏联人手中占有:德国的东半部、波兰、巴尔干半岛,看来还有匈牙利和奥地利的一部分。苏联愈来愈不同其他大国合作了,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它所控制的这些地区内行事。在它所统治的那些国家里,现在就已实行完全不同于欧洲其余部分的经济和政治原则。

因此,东欧——苏联的范围——和西欧截然分开,这是一个事实。

西欧为首的大国是英国和法国。没有被苏联占领的德国部分,是西欧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这个部分衰退了,那么对整个西欧,也对英国和法国带来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使西欧在英、法的领导下联合起来,使没有被苏联占领的德国部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安定下来,并使之恢复元气,不仅是这个没有被苏联占领的德国部分而且也是英法两国的切身利益所在。把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伦从德国分离出去,是不利于这一目的的;它将导致相反的结果。它将使没有被苏联占领的德国部分在政治上倾向于东方。法国和比利时对安全的要求,从长远观点来说,只有通过西德、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的经济一体化才能确保实现。如果英国也决定参加经济一体化,那么,我们将向大家期望的西欧国家联盟的这一最终目标靠近一大步。

至于没有被苏联占领的德国部分的宪法上的结构问题,目前还根本不存在一种合乎情理的宪法结构,这种结构必须重新建立。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是不可能的,也是人们不希望的。宪法上的关系可以比以前订得松一些,或许可以采取一种联邦关系的形式。

我知道德国的西方邻国怀有忧虑。我完全理解和尊重它们从过去一百年中所获得的经验。我认为,如果为了安抚它们,而像1945年的情况那样,来分配欧洲的政治权力,那是错误的。政治历史表明,任何时候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停滞不前的,政治情况的变化异常迅速。

必须找到一种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这种办法具有生命力,因而能够持久地起作用,并且使我们的西方邻国放心,使他们获得持久的安全。我认为,盟国打算分裂一部分德国领土,例如法国要分割莱茵河左岸,这决不是一种解决的办法。分割领土不能使安全得到保障。再说,谁要是打算动手这样分割德国领土,必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德国的其余部分该怎么办呢,剩下来的德国会不会因此而像丘吉尔所说的那样成为“欧洲中部的一具腐烂的尸体”。它对欧洲造成的致命危害,将和获得胜利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对欧洲造成的致命危害一模一样。

阿登纳与丘吉尔

我是一个德国人,但是我也是,并且一直是一个欧洲人,我总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欧洲人。因此,我向来就致力于同法国取得谅解。没有这种谅解,就不可能有一个欧洲,而我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中央政府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就这样主张了。我总是主张达成一种符合两国利益发展的、合情合理的谅解。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就提出过将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工业有机地一体化以保障持久和平,因为我深信,平行发展的、步调一致的经济利益,是——而且永远是——各国人民之间良好政治关系的最健全和最持久的基础。虽然存在困难,我仍然看到西欧有着巨大的发展前途。我认为欧洲的联合,现在远比当时20年代容易。各国人民之间进行国际合作的思想一定会成为现实。

我正在悉心研究欧洲合众国的问题,必须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合众国。我把未来的欧洲合众国看作是德国的西方邻国获得安全的最可靠和最持久的保证。法国害怕一个重新强大的德国,要求采取一种肢解德国的政策,我认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1945年后,德国在军事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已经倒下来了,我认为,这种情况已足够保证,这样的德国不会对法国构成危险。在未来的欧洲合众国中,我看到了对欧洲、因而也对德国带来的巨大希望:我们必须设法提醒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其他欧洲国家注意,它们正同我们一样处在西欧,它们是我们的邻邦,并将永远是我们的邻邦。它们对我们施加任何形式的武力行动归根到底只会造成祸害,凭借武力决不能在欧洲建立持久的和平。戴高乐将军认识到这一点,1945年8月,他在萨尔布吕肯的演说中说:“法国人和德国人必须把过去的事一笔勾销,要彼此合作和意识到他们都是欧洲人。”

戴高乐的这些话,给德国和我所盼望的一个统一欧洲的实现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我明白,我们德国人目前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外交活动。我们外交政策的目的,必须是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国际组织中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合作。其他国家加诸战败的德国的负担,应考虑到它能够承担和履行的限度。因为即使是被征服者,也有权生活和工作。困难到了极点而又毫无希望,那就成了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作为拥有权力的胜利者按照人权和神权,也对被征服者负有责任。

我清楚知道,只有欧洲各国人民重新建立起一个集团,在这个集团中,每一国人民对欧洲的经济和文化,对西方各国的思想、意识和发展作出他们不可替代的特有的贡献,那么才有可能出现一个联合的欧洲。

德国位于欧洲的中心。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只有在德国作为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健全的成员正式被接受加入欧洲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健全的和政治上具有生命力的欧洲。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是漫长的,要求我们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持久的耐心。但是政治的理性告诉我,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我对德国历史的进程考虑得很多。我回忆了德国所经历的、特别是我们从1918年到1924年在莱茵兰所经历的艰难岁月。德国目前的处境,每一个个人的处境,是无可比拟的艰苦和暗淡。然而,回顾一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岁月,而且再进一步想想德国人民在这15年中做了些什么——我特别想到我的家乡科隆市,那是有益的。那时,困难的景况和对德国前途的忧虑令人窒息,失业、通货膨胀和政局不稳定的情况严重。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当时科隆市民群策群力,克服了所有这些困难和危险,这样联合起来的力量还是排除了万难,完成了巨大的任务。在这些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在科隆兴建了展览馆区,修建了米尔海姆大桥和尼勒尔港,创办了大学,盖成了巨大的住宅区,植造了绿化地带;此外,我们还举办了莱茵兰一千年历史博览会和世界上首次的、唯一的一次报刊展览会——“普雷莎”。

想到我们当时能够做到这一些,就给了我勇气,我们也将会克服现在的困难。当然,我讲到的这些事例,同现在我们整个德国面临着的巨大任务是不能相比拟的。但是,对在那些年月中担任科隆市长的我来说,这些是具体的亲身经历过的事例,是人们用勇气、耐心和恒心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也问我自己,在1918年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何以只存在了15年,1871年建立的很快就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俾斯麦帝国,何以在1918年——成立不到50年——就崩溃了呢,这个德意志帝国看来是那么强大和巩固,当时的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匹敌。我问自己,国家社会主义的帝国最初受到许多老实人欢呼叫好,后来,由于它那极端卑鄙和丑恶的行径,为很多德国人害怕,也遭到他们的藐视和咒骂,但是为什么这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帝国在德国人民中有存在的可能?

怎么会有可能让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得以发动这样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虽然开始时取得了使人眩晕的胜利,而最终又必然趋于失败呢?在这场战争中,为什么能够出现那些勇敢和忠于职守的奇迹,而同时却又对自己的人民犯下规模空前的罪行呢?何以这场战争在它早已注定要失败之后,还会继续进行,直到几乎自行毁灭的地步呢?德国人民这次为什么会一跤直摔到无底深渊?

在国家社会主义时代,作为一个德国人,我感到耻辱,内心深深感到耻辱;我从瑞士总领事冯·魏斯那里知道了许多德国人对德国人干的丑行以及有计划地对人类犯下的罪行。但是在崩溃后的现在,当我看到德国人民遭到怎样可怕的命运:饥饿、寒冷、困难和死亡,毫无美好前途的生活,政治上权力被剥夺殆尽,被全世界人民鄙视;当我看到德国人民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用比他们所遇到的一切困难显得还要来得大的毅力来承受这一命运时,我现在又重新以作为一个德国人而感到自豪。我为德国人承受自己的命运的坚强精神感到自豪;我感到自豪,因为每个德国人都具有耐心,毫不沮丧,正在努力使自己免于沦亡,拯救自己和他的家属摆脱这种苦难生活而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

近百年来的德国历史映现在我眼前,我自问,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历程的。这是一个必须给自己提出来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摆脱这一悲惨境地,要从这一深渊挣脱出来,如果我们要想找到一条正确的前进道路,我们首先必须明白,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引入深渊的。只有我们认识了我们是怎样进入德国人民历史上这一极其不幸的时期的,我们才能够找到一条前途美好的正确道路。要找到重新站立起来的正确道路,扪心自问乃是必不可少的。

我问自己,我们来回徘徊,从高峰摔到底层,最后跌进了这样的深渊,最根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对于研究这样的问题,那些具体细节不是关键,再说许多细节也还没有搞清楚,但是我们必须寻找造成这场灾祸的最深刻和最起作用的原因。

我深信,这些原因远远产生于1933年以前。国家社会主义直接把我们引进了这场灾难。但是,如果国家社会主义没有在广大的居民阶层中找到它撒播毒种的肥沃土壤,那它也是无法在德国攫取政权的。我强调指出广大的居民阶层这一点。仅仅归罪于高级军官或大工业家,是不正确的。当然,他们是完全负有罪责的;而且,他们拥有的权势愈大,他们个人的罪责也就愈大。然而,广大的人民阶层——农民、中产阶级、工人、知识分子——并没有正确的思想立场,否则,从1930年起的那些年月中,在德国民族中就不可能出现国家社会主义的凯旋行列。

好几十年来,所有各阶层的德国人民对国家、对政权、对个人在国家的地位具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因而受到了危害。他们把国家搞成了偶像,供奉在祭坛之上;个人,个人的尊严和作用,就成了这个偶像的牺牲品。

国家的全能,国家和国家掌握的权力高于一切,甚至高于人类永恒的友善之上,这些信念,首先在1870年至1871年战争胜利后,接着在经济迅速发展以后,在德国占了统治地位。

工业化的迅速增长,人口大批流向城市,以及接踵而来的许多人破产流浪,为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德国人民中进行恶性传播铺平了道路。唯物主义世界观必然进一步夸大权力的作用,而强调集中和体现权力的国家的重要性,而贬低道德的意义和个人的尊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极大的程度上促进了这一发展。

国家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唯物主义世界观产生的一种崇拜权力、不尊重个人价值甚至蔑视个人价值的结果,这一结果的发展已达到了犯罪的地步。

如果在一个民族中,首先强调和夸大了国家、国家性质、国家权力以及无条件服从国家的责任,接着又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受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熏陶,那么,一旦在大多数人民遇到恶劣的物质状况时,就会相当快地接受这种学说;这种学说只知道有极权主义的国家和唯命是从地跟着走的群众。根据这种学说,只有自己的种族是高贵的种族,只有自己的人民是高贵的人民,而其他国家的人民则是低下的,有些甚至是应该消灭的。根据这种学说,即使在自己的种族和自己的人民中,也得不惜一切地消灭政治上的反对者。

国家社会主义在那些最少受到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腐蚀的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德国人中,遭到了强有力的精神上的抵制。

国家至上、国家万能、国家高于个人尊严和自由等等观念,是触犯基督教的天赋人权的。按照我的见解,个人的存在和地位是高于国家之上的。国家权力的深度和广度,应以不损害个人尊严、自由和自主为限。但是,个人自由并不意味着毫无约束和为所欲为。它使每个人有义务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时,经常想到每一个个人对其他人和整个民族所负的责任。

我认为,国家应该对个人起服务的作用。国家的意义只能是促进、集中、培育和保护一国人民的创造性力量。在今后德国的重建中,我们必须致力于教育整个人民具有责任感和在政治上进行独立思考。国家应该是一个以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为基础、概括各种不同利益、各种不同世界观和各种不同舆论的、具有共同命运的团体。在未来的德国,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青年成为政治上有责任感的人,不是任凭别人摆布和指使的人,要使他们成为有志气、有能力、对整体具有责任感的自由人。我深信,必须用基督教和民主的精神来进行这种教育,这种教育定将启发所有青年人懂得至今他们还未能接触的、然而却是对人民普遍有效的信仰和举止。

战后的我国人民显然成了无家可归、到处奔波和一盘散沙的群众,对于这样的群众,我们必须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谈话,引导他们懂得自觉和具有责任感。这一点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据我看来,这是有关我国人民命运的问题。

如果人们有信心着手进行这一工作,能够用专门的知识和献身的精神执行这项使命,那么我相信,渐渐地就会涌现出具有坚强的意志,能进行正确的判断,适合担任并且愿意担任政治、道德和思想领导工作的人物。

在德国的重建中,巨大的任务在于激发和加强我国人民中的民主力量,并促使它们的成长。每个人的政治责任感乃是政治上健全的德国的先决条件。民主不是从议会制的政体中汲取力量,它首先必须在每个个人的思想意识中扎根。1933年1月后的最初几个月说明,如果人们没有真正的民主思想和民主觉悟,那么议会制的政体甚至也可以被滥用,成为搞独裁统治的工具。民主并不只是一个议会制的政体而已,它是一种世界观,扎根于对每一个个人的尊严、作用和不可让渡的权利的观念之中。一种真正的民主,必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尊重每一个个人的这种不可让渡的权利和价值。谁要是真正具有民主思想,谁就应当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正当的意愿和进行的努力。

2 朝鲜战争爆发对德国的影响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上,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一方同中国政府首脑蒋介石为一方之间达成了一项协定,在战胜日本之后,朝鲜半岛应该独立。苏联人后来参加了这项协定。最先是规定了对朝鲜半岛的占领。按照开罗条款的规定,在1945年8、9两月占领了朝鲜。苏联和美国分别占领了朝鲜和韩国,北纬三十八度线构成了分界线。两个占领国就通过自由民主选举成立一个政府举行了谈判。这些谈判于1946年5月破裂。1948年5月,韩国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了选举,同一年内,美国从韩国撤退了它的占领军。由于歹徒阻碍建立正常的民主生活,韩国没有出现安定。1950年6月25日,朝鲜军队在从帝国主义者手里解放韩国的口号下越过了分界线。于是,迄今为止一直具有爆炸性的朝鲜半岛危机扩大成为一场公开的战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举行会议,苏联代表没有出席。会议通过了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议,根据这一决议,联合国答应援助韩国。1950年7月7日,联合国支援部队在美国指挥下组成。许多国家向韩国保证提供经济援助。

军事援助迟迟才到达,因此韩国几乎完全落人共产党人之手。截至1950年8月,只守住了釜山。1950年9月,联合国军队开始反攻,经过反复战斗,终于在1951年5月将朝鲜与韩国之间的战线稳定在北纬三十八度线附近。

1951年的阿登纳

朝鲜对韩国的袭击以及那里发生的战事,使德国居民极为不安。德国的形势同朝鲜的形势有类似之处。德国也分为两部分:有一半处在共产主义的独裁统治之下,而另一部分的居民则生活在自由民主类型的政治状态中。在德国的苏占区驻扎着强大的苏联部队;此外,苏占区的所谓人民警察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在西德只驻扎着较少的占领国军队。自由德国居民反对共产主义的防御准备在柏林是表示得十分清楚的,而这种防御准备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是可以觉察到的。不过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如果那种认为自由西德地区的防御是无济于事的想法日益扩大的话,那么西德居民对来自东方的威胁性进攻的抵抗意志,如同朝鲜的情况那样,可能会松懈下来。

从军事观点来看,我们德国人是完全没有防御的;我们依赖西方占领国的援助和支持。由这些占领国发表一项声明,让人家看到为了保卫包括柏林在内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决心和坚定意志,是绝对必要的。声明之后,必须继之以看得见的、显示这种保卫决心的迹象。

迄今为止,在以安全保证这一题目作为话题时,西方政府经常这样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保护等于是自动延长驻军期限,这也对西方国家占领下的德国地区有效。但我感到仅仅指出这一点还是不够的。

我认为,德国各州的警察部队必须加强,要建立地方基层辅助警察力量,接着要加强税卡和铁道警察力量。我努力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支联邦警察部队。朝鲜半岛危机爆发后,我叫人拟定了一份相应的备忘录,在1950年6月底递交给高级专员。我在备忘录中指出了联邦共和国日益增加的安全上的需要。

高级专员对备忘录例行公事地作了答复,首先提到过去发表过的一些声明,这些声明在国际法上获得了一种意义明确的地位。对我建立一支联邦警察部队的愿望并没有给予较为具体的答复。

在朝鲜一场公开的军事冲突已经发生了。在世界的其他部分,神经战在继续进行。共产党人企图通过悄悄的私语和传播疯狂的谣言,把西方世界的居民搞得惶惶不安。

我已经得知,苏联人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内驻有30个师以上的军队。根据我所获得的情报,这些军队拥有全副作战装备。喷气式飞机从苏联调遣到西方。在这种苏联军事力量扩充的同时—这种扩充带有进攻的性质—苏占区民警的军事化正在进行。这种民警是从一般警察中挑选出来的,并且接受特殊的训练。根据可靠的统计数字,截至1950年8月中旬为止,约有六万人受过训练,建立了15所培养军官和下级军官的兵种学校,还有一些正在筹建之中。

我相信斯大林早就企图要使西德尽可能未受破坏地落到他的手中,对于这一点,我愈来愈坚信不疑了。他战后最初数年的政策没有能使他达到这一目的。但是苏联并没有放弃这一意图。如果斯大林得以把联邦共和国尽可能未受破坏地拿到手里,那么他也可以因此对法国和意大利施加决定性影响了。在这些国家中,政治秩序还没有巩固下来,而且那里有强大的共产党。苏联对联邦共和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决定性影响,能使苏联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将意味着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胜利,也就是对美国的胜利。我确信,这是苏联政策的目的,这种信念一直决定着我的政策。

一旦苏联得以把西德囊括在苏联的体系之中,那么,它的经济和战争潜力就会增长,以致苏联超越美国而占优势。尽管如此,苏联无疑会重视美国的原子武装力量,直到它自己拥有足够数量的原子弹为止。1949年1月,苏联才第一次成功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在原子弹的生产差距没有消灭之前,它或许会一直克制自己,不发动进攻。于是就自然会出现这种情况:无论苏联或美国都不会使用这种武器。那样一来,或许会出现与上次战争中使用毒气的情况完全相同的事态。当时双方都拥有大量毒气,以致双方都对使用这种武器存有戒心。一旦原子武器军备达到了均势,那么陆军和空军就可能会对战斗力的规模起决定作用。

我坚信斯大林对西德所拟定的做法同在朝鲜一样。我估计在未来几个月中,苏联将在很大程度上对苏占区政府放手不管,以制造给这个政府以更多的行动自由的假象。我害怕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斯大林就会把它看成是使用苏占区警察去“解放”西德地区的好时机。在这种发动侵略的不是苏俄而是苏占区政府的情况下,如果说美国将会对俄国使用原子武器,我认为是非常不可靠的。

联邦共和国处在一种异常危险的形势之中。我们是完全没有武装的,我们没有自己的防卫力量。我认为,在德国的西方盟国军队是不够强大的。与此相反,苏占区通过警察,军事上已经强有力地武装起来。联邦共和国面对来自苏占区的一次进攻将毫无招架之力。

像在朝鲜出现的情况一样,如果苏占区军队用坦克进攻,这样一种进军的后果是容易预料的。西德居民面对开进来的这种苏占区军队将保持中立,这首先是由于心理上的原因,因为进来的毕竟是德国人。德国居民将保持中立的另一原因是:由于朝鲜事件,他们对美国的实力的信心已经丧失殆尽。我已经讲过,朝鲜军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几乎把韩国完全占领了。

我同各个阶层的人士进行了谈话,从这些谈话中我看出了内心抵抗力的衰沉,其程度使我感到震惊。看来失去了对一种有效的抵抗的信心。一件发生在慕尼黑的事件说明了这一情况: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举行示威,当警察要从示威者手里夺去他们携带的横幅标语时,却多次被示威者击溃遁逃。我在同警官们的谈话中获得的印象是,我们警察的防卫力量是极其有限的。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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