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角:中国识字往事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0-11,星期四 | 阅读:224

作者:唐三角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16军的一个师,正在西南剿匪。虽然建国了,但战争还在继续。

半年时间内,这支部队辗转2000余里,一边跟野兽、毒蛇较量,一边歼灭土匪10万多人,建立了县、乡两级政权600多个。

刚刚,318团山炮营又打了一个漂亮的奇袭仗,获得师部奖励:一台崭新的留声机。

就在这时,团文化干事祁建华接到一封上级发来的文件。看后,立刻就去找他的河南老乡,山炮营营长铁辛。

铁辛还沉浸在刚刚奇袭得胜的喜悦中,听着留声机里国民女神常香玉唱的河南梆子《花木兰》,拍着大腿。

祁建华推门而入就直奔主题,原来那封文件是开展全军扫盲运动的通知。祁建华想说服铁辛,把山炮营当做他教战士识字的试点。

铁辛不以为然。“小日本滚蛋,蒋光头逃跑,他们怕的是山炮,不是字!”

祁建华只好私下里教一些战士认字。那个年代,战士的文化基础都很差,比如,一个从国民党投诚过来的小战士,想给两年没见的媳妇写封信,可是不会写,只会画。自己属猪,就画了一头正在吃食的猪。

祁建华教小战士识字的方法,就是注拼音识字,将字典里的字母拆分成声母韵母,然后组合起来认字。这种方法现在看来很常见,但在当时,是新鲜玩意。他私下里教过的战士,很快都学会了识字。

很快,一纸调令下来,让祁建华进京任职。周恩来主持会议,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向全体与会者说:

今天会议只有一项任务,在全军迅速推广祁建华同志的《注音速成识字法》!

过了几天,祁建华却收到一封从家乡劳改农场的来信,署名铁辛。他觉得很奇怪,急忙拆开读。

建华,你想不到我会在劳改场给你写信吧?但这是真的。

你调往北京的第二个月,国家精兵简政,我就转业回乡,安排在城建局当副局长,主管正在建设的汝河大桥。

新官上任,我急着想干出一番事业为部队争光,后来没有按照施工图纸,双向推填,结果当晚在桥下歇息的49名民工全部被拱桥侧塌砸死,我也因盲目组织施工造成重大责任事故判刑10年。

我真后悔当初不跟你学文化。现在家里断了指望,麻烦你寄些钱给你嫂子母子渡过难关。

01

1918年,北大教授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文化圈炸开了锅。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

钱玄同说,为了救中国,必须废汉字。

这个主意今天看起来荒诞,在当时却是大师们所讨论的焦点。包括蔡元培这样的大师在内,很多人都想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走国际化路线。

因为他们觉得,汉字的难读难写,影响到了识字的普及,民众的觉悟。无先进之国民,必无先进之国家。

大师们说话文绉绉,有的人更直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借徐特立之口,这样描述30年代的西北农村:

除几个地主、官僚和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能读书写字。文盲几乎达95%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你不晓得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有害。

每到冬天农闲季节,陕甘宁边区的农民们便会被组织起来读书、识字。除了集体扫盲,还有个别教学、炕头教学、送字上门、巡回教学等多种形式,总有一款适合你。

那时的陕甘宁边区,为了扫盲,正大力推广一种新文字,就是拼音文字。

毛泽东也是拼音文字的提倡者。

他自信地对斯诺说:

文盲问题,对于一个真正想要提高人民经济生活水平的人民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任务。早晚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废除所有的汉字,如果我们决心创造出一种群众能参与的新型社会文化的话

1940年12月,边区政府就颁布法令,确立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之地位。为了配合新文字的学习,不仅出版了拉丁化文字的课本,还办了一份用拼音文字写成的《新文字报》,全部是拼音。不知道的打眼一看,还以为是英文报纸。

当时的拼音课本

但是,当时的拼音尚不完善,致命的弱点很快暴露出来:它无法标识音调。比如,“wenzi(文字)”、shihou(时候)、yiwu(义务),也可以理解成“蚊子”、“事后”、“衣物”,容易造成混淆。对文盲来说,经常需要早上学识字,晚上学发音。

没过多久,这种新文字的推广工作就停止了。大家还得从头来过,走捷径是不行的。

国民政府当然也一直在扫盲,有得有失。蒋委员长在推行他的“新生活运动”,口号是南宋大儒朱熹的名言“国之四维,礼义廉耻”。

对于当时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谁懂礼义廉耻什么意思,大家只想吃饱肚子,过两年还要迎来1942。另外,毕竟现在还在抗战期间,也没有人站出来说:

同志们,八年抗战还剩一多半了,再坚持坚持。

同样在这一年,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一部系列动画片的第一集上映了:《猫和老鼠》。

当时,美国的文盲率是:3.2%。

02

1950年9月,中国钢产量为15.8万吨,约占世界的0.1%,人口却占世界的25%。是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当时中国的5.5亿人口当中,至少80%都是文盲。别说炼钢,就是好好种地,提高农业产量,都困难。

有的人将肥料的比例配错,毁坏了庄稼;新农具因不会使用而毁坏;记工分时不会写字,只能划横道,时间一久就乱,引起争吵;更有甚者,村会计利用农民不识字,胡乱记账,贪污钱粮。

别说农民,干部的水平一样高不到哪里去。河北省的西高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外村学习农业合作社的经验。等回来向村民传达内容时,看着自己本子上的圈圈点点,硬是想不起来记的啥内容,急得满头大汗。

不识字的人,遭遇的最大困难,并不是文字本身的用途,而是对世界产生的畏惧和退缩,进而丧失勇气和独立人格。

这年,村里的几个妇女到县城开妇联会议,因为不识字,本想买棉花,却进了男厕所。她们再也不敢出门了,宁可在村里待着。

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各地在编写的扫盲课本上着实费了一番功夫。不同地区,针对不同人群,都有不同的内容。

北京市妇联编写了专门给妇女学习的课本,从买菜,算账,到如何看孩子成绩,都有所教授。当然,还有这样的课文,看完只让人感叹那个年代真的很单纯:

苏联人民的生活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职工们的工资不断增加。政府还有计划地减低日用品的价格。

在苏联,社会福利事业也很多。所有的儿童都免费上十年学,全国人民都享受免费医疗。

……熟读课文,读后说一说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怎样得来的?

但是,各地普遍教学的第一课,都是学自己的名字。

在识字率5%的年代,农民是不配堂堂正正有名有姓的。《阿Q正传》中,赵太爷一句“你也配姓赵”就剥夺了阿Q有姓的权利。

当年有个姓都是地位的象征

因此,知道了自己何名何姓,也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开始。一些识了姓名的妇女,嫌名字太土气,请扫盲教师重新起个文雅的名字。好些年轻媳妇都改了名字,肖条条改成了肖丽秀,李桃子改叫李秀民,王欠欠改叫王菊兰。

北京石景山的麻峪村,全村共有420多户,2957人,上过学的人寥寥无几。而读过小学的15岁姑娘李芳华,就成了村里的知道分子,被拉去当起了扫盲教师。

给比自己大二三十岁的人上课,李芳华心里也没谱儿。每天上课前,她先带着妇女们唱一遍当时红遍大江南北的扫盲歌曲,《夫妻识字》:

黑格隆冬天上

出呀出星星

黑板上写字

放呀么放光明

庄稼人为什么要识字

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

旧社会咱不识字

糊里糊涂受人欺

如今咱们翻了身

受苦人变成了当家的人

这首歌,可能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首用国家力量推广的情歌。它唱的并不是爱情,更多的是一种勇于开眼认识世界,改变自我命运的勇气。几十年后,这首歌的演唱者——女歌唱家王昆,却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自己的勇气。

从费翔到韦唯,都是唱了一辈子革命歌曲的她,发现和推荐到主流舞台的。有人说,她是引进“靡靡之音”的“罪魁祸首”。

1986年5月9日,她组织了一场由一百名年轻歌手参加的演唱会。在这场演唱会上,朝鲜族小伙崔健唱了一首歌: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

主席台上的有些老干部当即愤然离席,有些还在嘟囔:这是什么牛鬼蛇神。但王昆坐得很稳。

在走台时,她已经听过这首歌,还鼓励了崔健两句,批准他就唱这首。如果不是她,中国摇滚乐的诞生可能要晚上好几年。

那场演出结束后,崔健说了一句话:

我恨不得管王昆叫妈妈。

03

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全国建立了229所大学,12474所初中、高中,小学数达到547300所。

仅1957一年,参加扫盲学习的职工人数达763万人,共有600多万农民和居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根据当时制定的标准,农民识字1000,城市劳动人民识字1500,干部和工人识字2000,就不算文盲。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的喜悦,使全国上下弥漫着赶英超美的愿望。工业跃进,农业跃进,扫盲运动也要跃进。

1958年7月,山东临沂一个村子的扫盲教师孟祥才突然被生产大队长找到。

坏了,咱们大队落后了。邻村的付庄大队,上午开完誓师大会,下午就向公社报捷,说已经完成了扫盲运动。

你快去用红纸写份捷报,就说咱们大队经过苦干、巧干,也超前完成了任务。下午找几个年轻人,敲锣打鼓把喜报送去。

这一年,全国扫盲协会会长陈毅,要求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提出了5-7年完全扫除文盲的口号。

陈老总十分钟情原子弹,经常拿原子弹打比方。曾因一句“当掉裤子也要搞原子弹”而被金庸调侃,“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如果按照这个目标,就要一年扫除3000-4000万文盲,这是以往速度的10倍。其实根本完不成。

但是,你就看当时全国上下贴的标语,“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就知道当时的氛围了。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这年1月,黑龙江省的宁安县向省里汇报:实现了基本扫除文盲的消息,省里立刻提出“乘卫星,坐火箭,赶上宁安县”的口号。

卫星,火箭,这俩东西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是啥样。只因为几个月前,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立克”,它们才被善于学习的东北人拿来,成了文化大跃进的LOGO。

卫星能不能乘我不知道,但是火箭载人上天还要等到2003年杨利伟才坐上。反正三个月后,黑龙江省向中央汇报,原文盲率达到85%的黑龙江省提前九年基本完成了扫除全省青年文盲的任务。

之后,各地陆续报捷。到10月中旬,《人民日报》报道,全国79.7%的县、市都成了无文盲区。

除了报喜讯,各地还汇报介绍神奇的方法。

四川彭县办起了“青年跃进班”,学员十人,苦战十天,八人脱盲。丽春乡办起了“扫盲火箭班”18名学员,采用快速写作法,突击半天,能写二三百字的短文。

这倒有点类似现在有些驾校办的速成班,号称一天教会开车。不过,这样培养出来的司机,不开车才是最大的功德。

也是在这一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让人民一边扫盲,一边写诗:

我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谣、山歌、民间叙事诗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

身为文联主席的郭老首先响应,来了首打油诗:

文艺也有试验田,

卫星何时飞上天?

工农文章遍天下,

作家何得再流连。

这样,诗歌之风吹满地,全国人民再跃进。五千年历史上,头一次写诗的主力不是诗人,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作诗的任务下来,各地区都严阵以待,一场群众运动又搞了起来,要求上自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下至七八岁的娃娃,都要写诗。

北京门头沟煤矿也接到了写诗的任务。领导拿出一首诗,说这就是刚摘下文盲帽子的工友写的,问大家写得怎么样:

李白漫游门头沟,

目瞪口呆面含羞。

诗仙怎比劳动手,

百花园中居下游。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

对诗的敬畏感一破除,大家的思维像开了闸的洪水,一个月写了一万多首。

一万首太小意思了。安徽省肥东县半年创作51万首,河北省委发起创作1000万首的运动;南京市50天里创作130万篇;江西省涌现出群众创作社“山歌社”5000多个,中国大地真正成了诗的国度。

诗歌下面还要注上拼音

不过,主席还是清醒的。诗歌运动不到一年,他就批评道:

让几亿农民写多少诗,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统统取消。

也就一句话,全国各地都消停了。

1958年之后,大家肚子都填不饱,遑论识字了,一边扫盲一边作诗的热潮也就停了下来。

不过,直到几十年后,这股热潮还有余波。

比如前两年湖南有一位县文联主席,洗个脚都要即兴创作一首:

所有技师服务好

所有顾客心里欢

今日高兴洗脚后

明日健步去爬山

04

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四天后,教科文组织就第一个向中国伸出合作的橄榄枝。

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急着统计。那时,教科文组织的文盲全球统计数据里,就缺少三个国家:中国、朝鲜、越南。

但是,咱们的驻外机构针对教科文组织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对它的描述是:

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大成。

就这样,合作就免了,要把这里当做政治斗争的场所,把反对“两个霸权”——美帝和苏修,作为主要目的。

1973年4月,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陈永林来参加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第二届国际协调理事会,和那时大多被派往国外参加国际性会议的中国代表一样,陈永林穿的大衣是公家的,回国后还要归还给国家。

当时在和不同国家的交流上,有严格的政治要求。对美国代表是“擦肩而过”,对苏联代表是“可以寒暄”。而如果有媒体提问的话,就回答,“今天巴黎的天气真不错”。

陈老师是研究蝗虫的专家。也是,可能是怕他跨领域发言,闹出类似男主持人死磕转基因的笑话。

1974年,出席教科文组织会议的另一位代表,北师大教师顾明远,继续严格执行这一思路。当澳大利亚的代表问他在中国如何解决青年失业问题时,他一句话就顶了回去:

我们中国没有人失业,中学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中国农村有广阔的天地!

1974年当选为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第二年就访问了中国,希望谋求合作。

姆博是来自西非塞内加尔的黑人兄弟,估计他是听说了那句中国没有失业青年的豪言壮语,想来广阔天地取取经,怎么提高自家的文化水平。但是,他除了在北京一所医院里和周恩来的一小时谈话外,一无所获。

不过,如果让他知道当时中国的文盲有2亿多人,估计也要吓回去,这比他们国家的总人口还多出十几倍。

三年后,他再次来华,这次接待他的人,是刚刚复出,主抓教育和科技的邓小平。

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外交部对外政策的调子,就转为“我们不是乞求外援,我们是向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

之后的事情都水到渠成。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的文盲率已下降到4.08%。

2013年,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担任了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主席。这是中国人有史以来在教科文组织获得的最高职位。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想当年——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伦敦成立之时,中国就是14个原始签字国之一。只不过那时的政府姓蒋,派出的代表团长是胡适。

当年我的朋友胡适之意气风发

英美两国为这第一任的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位争得不可开交,最后大家都认可胡适。不过,那时的胡适心思可不在国际上,眼瞅着国内就要打起来了。另外,中国当时的文盲率至少80%,当国际上管文教的,估计心也够虚的。

胡适拒绝之后,第一任总干事落在了英国人赫胥黎身上。对,就是我们课本上那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赫胥黎的孙子。

就这样,从1945年胡适和总干事的职位擦肩而过,到建国后的长期缺位,再到2013年郝平的当选,中国人足足走了68年。

这半个多世纪的错过,也是中国艰难走过的扫盲之路。从40年代文盲率80%以上,到2010年的4.88%,既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侧影,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史的贡献。

05

赵本山老师说过一句话,他这辈子小品成就的最高峰,就是“昨天 今天 明天”。

那是1999年春晚,他和宋丹丹的一场对谈。那一年,全国人民刚熬过不得了的98年,正准备齐心合力跨世纪。

这届春晚之后,李嘉诚投资港币1600万元,拍了一部40集的公益广告,题为“知识改变命运”的公益广告,在央视播出。

当河南省唐河县教师马景武介绍着他的扫盲教具和“识字歌”,与袁隆平、张艺谋等名人一起出现在电视上时,观众一片哗然:这个老头是谁?什么,50年代的扫盲模范?

从下乡知青到棉纺厂工人再到张艺谋,他深刻懂得知识改变命运

中国人对扫盲这个字眼,已然有些陌生了。历史的车轮一直在向前。

曾经被周恩来赞扬的祁建华的注音识字法,在改良成汉语拼音后就一直留在《新华字典》里,成为现在小学生们识字的必修课;

写下过万首诗歌的门头沟,盖起了一片片均价5万的楼盘;

2009年初,成立了56年的中国教育部扫盲处被撤销建制,各地区的扫盲工作组也分散到教育、民政等其他单位。

有人问曾任扫盲处处长的王岱:

是不是国家不重视扫盲工作了?

王岱一乐:

这证明我们的文盲快扫完了啊。

不过还没高兴一会,教科文组织对于新世纪的文盲有了新的定义,不会使用电脑进行学习、交流和管理的人,将成为“功能性文盲”。如果按这个标准,估计一些发达国家的文盲率也要攀升了。

听起来,中国倒是不用担心。在错过了前三波国际化浪潮之后,中国没有错过第四波互联网的发展。文盲的减少,也间接促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市场。

人人都识字的中国成为了一片智能手机的海洋,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街头巷尾,到处是低头摆弄手机的年轻人,处处是刷快手的身影和拍抖音的傻笑。

但是,已被遗忘的历史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和几十年前区别不大。

1991年,中国首播了美国半个世纪前制作的《猫和老鼠》,成为几代人的回忆。

这27年里,《猫和老鼠》重播了无数遍,中国仍然做不出一部能与之媲美的动画片。


来源:8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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