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为什么独裁者喜欢默多克丑闻?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07-29,星期五 | 阅读:1,495
译者: iDo98 2011年07月28日 | 原作者: 比尔·凯勒

原文:Why Tyrants Love the Murdoch Scandal

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

困扰新闻集团的窃听丑闻是否意味着默多克传媒帝国将开始崩溃,抑或只不过是这位特富龙大亨(Teflon tycoon,意思是像特富龙般很难沾染上指责的大亨)职业生涯中的又一段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呢?我不好说。无需猜测,可笑愚蠢的糗事早已足够多了。

这也不是庆祝竞争对手陷入困境的场合。诚然,我确实翻出档案,品味我们去年准备就《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的电话窃听文化及伦敦警察厅(Scotland Yard)的怯懦发表一篇调查报道时从该报顶级编辑那里收到的一份份措辞激愤的来信——而我们之前进行的这些调查结果在最近几周已被完全证实。但正如网上爱说笑打趣者所说,即使这一切确切属实,默多克面临的这些麻烦有可能耗尽幸灾乐祸的全球供应,我不打算加入这个派对。

然而,这场丑闻有一个方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它属于附带损害一类。

前几天,我和曾担任记者的一位南非朋友交谈,他当时评论说,对于他的国家而言,此次窃听丑闻发生的时机非常糟糕。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将地球上最自由的宪法之一遗留给了南非,这部宪法在某些方面相比我们美国自己的宪法更加注重对公民自由的保证。(比如,它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歧视;因此,自2006年以来同性婚姻已在整个南非合法)。但是,在实践中,与曼德拉执政时的南非政府相比,目前南非政府对异议的容忍度较低,而执政党现在提议建立媒体上诉法庭(Media Appeals Tribunal),对针对媒体的投诉进行裁决。

“你可以确信的是,他们将借助此次窃听丑闻的余波,帮助说服别人赞同他们自己的观念,”我的朋友说,然后以略带愤怒的口吻补充道,“没有人会多加关注这类事件对像我们这样的小国家所造成的影响。”

可悲的事实是,每当那些以享有自由而自豪的人未能实现自己理想标准时,就会在那些自由更不确定的地方造成一系列影响。专制者喜欢看到新闻自由表现不佳。当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被发现在《纽约时报》报道中编造故事时,他成为全球反对新闻自由不受约束者的呈堂证据。更有甚者,他们乐意看到一个自由的国家政府对此做出糟糕的反应。当我们的政府将新闻业等同于间谍活动时,那些鼓吹者得意地笑了:即使在美国…

因此,正在设法挽救自身政治生涯(其部分是由默多克的支持而促成的)的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提议对早已深陷于严厉的诽谤法及《官方机密法》的包围禁闭之中的新闻界加以约束,这使世界各地的专制者心感宽慰。卡梅伦在访问尼日利亚时——值得称赞的是,该国最近效仿英国好的一面而通过了《信息自由法》——呼吁建立某种“独立”的新闻监管机构来应对诸如电话窃听等非法行为。当然,还有另一个较为温和的选项:就让警方来执行现有法律。

而我们当中对卡梅伦的意图感到不自在的人或许可以拨出一些关注给我们美国自己的司法部——他们正在调查默多克在美国注册成立的公司在旗下记者付钱给伦敦警方人员以换取新闻线索时是否违反了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海外反腐败法》的制定是为了消除从外国政府那里获得生意或有利法规的贿赂手段,而这似乎不祥地扩大了这项法规的适用范围。(在这一点上,我发现自己与《华尔街日报》社论版——而不是我通常最喜爱的有关新闻界行为规则的手册——意见一致。)

英国或美国将明显废除那些使我们能够让政府承担责任的保护措施——直至而且包括诸如维基解密披露机密所形成的强大而详细的审查机制,对此我并不十分震惊。但在世界各地,新闻界激进的传统并不是那么根深蒂固,或那么为“他人”所容忍的。

“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从委内瑞拉到卢旺达,从厄瓜多尔到南非——那里这是一个尚在争论中的问题,”必不可少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执行董事乔尔·西蒙(Joel Simon)在回答我提出的有关我这位南非朋友的担心时表示,“是的,杰森·布莱尔和朱迪·米勒(Judy Miller)都被美国政府用来为他们自己对新闻界的压制政策进行辩护。”

西蒙回忆说,譬如,每次他的机构拜访委内瑞拉大使,据理反对查韦斯总统对新闻界实施的压制法律时,这位大使都会指出,即便如此自豪地沉浸在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之中的美国,也会关押诸如米勒等拒绝透露信息来源的记者。

在举出歪曲美国的畸形镜子方面,很少有国家像俄罗斯那样技艺娴熟。当CBS《60分钟》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几年前询问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有关克里姆林宫干涉新闻报道的习惯时,普京反驳道,“难道你不知道,有些美国记者由于他们对伊拉克问题或总统竞选的立场而被解雇吗?”普京话中指的是丹·拉瑟(Dan Rather),拉瑟在报道了一份未能确定的布什总统服役记录之后备受质疑而离开他在CBS的主播职位。看到了吗?即使在美国….

借助这场新窃听丑闻而乘势发挥的第一个专制政权——至少是我见过到的第一个——是津巴布韦,这个猜测可谓是一如既往地可靠无误。来自保护记者委员会的一位非洲观察人士发送给我津巴布韦国有新闻社上周发表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援引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的新闻鼓吹者对《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的评论:“媒体分析人士亚历山大·卢塞罗(Alexander Rusero)表示,此次窃听丑闻应该作为第三世界国家需要吸取的一个教训,媒体自由这个概念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他还表示,人们应该从英国政府对此次窃听丑闻作出的反应中判断出,即使西方国家也不能实践他们所宣扬的新闻自由。”

与其他国家政府相比,一些国外政府企图限制新闻自由的行为更容易理解。尚未从在电台狂热者的怂恿下引发的一场种族屠杀中完全康复过来的卢旺达,为什么会设法对它所谓的媒体“分割主义”(divisionism)进行监管,这点并不难弄明白。埃及军队确有一定的理由担心,其根基尚未稳定的原始民主(protodemocracy)可能遭到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劫持,而这成为恢复信息部的一个借口。埃及负责对媒体进行监管的信息部自穆巴拉克下台后曾被取消。

独裁者终将是独裁者,无论我们是否做出坏的榜样。即便英国记者未曾窃听电话,或者即便美国从未监押朱迪·米勒,穆加贝和查韦斯一样会对不受干预的新闻自由持敌意态度。

但是,我们真的想成为压制新闻自由的楷模吗?

我希望默多克能利用他在国会陷于困境之际证明这个论点。相反,他为我们提供了新加坡——新加坡在美国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对全球195个国家就新闻独立进行的排名中位列第152——作为“世界上最开放、最清廉的社会”——新加坡政府部长们的薪酬非常高,以至于他们不会受到贪污腐败的诱惑,从而想必不需要一个好管闲事的新闻界。我打赌,这便造就了新加坡的每一份报纸。

 

比尔·凯勒是《纽约时报》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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