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论文人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0-8,星期一 | 阅读:73

作者:钱锺书

文人是可嘉奖的,因为他虚心,知道上进,并不拿身分,并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对于自己,有时比旁人对于他还看得轻贱;他只恨自己是个文人,并且不借费话、费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不满意做文人。在这个年头儿,这还算不得识时务的俊杰么?

所谓文人也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著书、写文章的人说。但是,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至于不事虚文,精通实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着大文章,断不屑以无用文人自居——虽然还够不上武人的资格。

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许出于自知之明;因为白纸上写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

讲到有用,大概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废物利用,譬如牛粪可当柴烧,又像陶侃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第二种是必需日用,譬如我们对于牙刷毛厕之类,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众多,偏有文人们还顶着无用的徽号,看了竹头木屑牙刷毛厕,自叹不如,你说可怜不可怜?

对于有用人物,我们不妨也给与一个名目,以便跟文人分别。譬如说,称他们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缩写,恰对得过文人两字。这样简洁浑成的名词,不该让老妈子小丫头包车夫们专有。并且,这个名词还有两个好处。第一,它充满了革命化的平等精神,专家顾问跟听差仆役们顶了一个头衔,站在一条线上。第二,它不违背中国全盘西化的原则:美国有位总统听说自称为国民公仆,就是大家使唤得的用人;罗马教皇自谦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Servorum);法国大革命时,党人都赶着用人叫“哥哥”(Freres Servants);总统者君也,教皇(Pope)者父(papa)也,哥哥者兄也,在欧美大国都跟用人连带称呼,中国当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已然,并非今天朝报的新闻。

例如汉高祖本纪载帝不好文学,陆贾列传更借高祖自己的话来说明云:“乃公居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开国皇帝的圣旨。从古到今反对文学的人,千言万语,归根还不过是这两句话,“居马上”云云,在抗战时期读来,更觉得亲切有味。

柏拉图《理想国》排斥诗人文人,噜苏讨厌,那有这样斩截雄壮的口气?陈石遗先生诗说:“工于语言者,于法老不贵;颐指气使人,安能为词费?”所以汉高祖能够实做其皇帝,而柏拉图空抱了一部建国方略(Republic),一部建国大纲(Laws),只能梦想着“哲人为王”,来过他的政治瘾。

照此看来,不但文人是贱骨头,不配飞黄腾达;就是那些反对文学的名流,也似乎文章做得太长,议论发得太多,不像个话少官高的气概。柏拉图富有诗情,汉高祖会发时兴,吟过大风歌,他们两位尚且鄙弃词章,更何怪那些俗得健全的灵长动物。

高地耶(Theophile Gautier)在奇人志(Les Grotesques)里曾说,商人财主,当害奇病,名曰诗症(Poesophobie),病原如是:财主偶而打开儿子的书桌抽屉,看见一堆写满了字的白纸,既非簿记,又非帐目,每行第一字大写,末一字不到底;细加研究,知是诗稿,因此怒冲脑顶,气破胸脯,深恨家门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经顿呈变态。

其实此症不但来源奇特,并且富有传染性;每到这个年头儿,竟能跟夏天的霍乱,冬天的感冒同样流行。药方呢,听说也有一个:把古今中外诗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据云只要如法泡制,自然胸中气消,眼中钉拔,而且从此国强民泰,政治修明,武运昌盛!所以古罗马教宗土兜铃(Tertullian)在象教论(De Idolatria)里主张若要大道光明,极乐世界实现,非铲除文学不可。至于当代名人与此相同的弘论,则早已在销行极广的各种大刊物上发表,人人熟读,不必赘述。

文学必须毁灭,而文人却不妨奖励——奖励他们不要做文人。朴伯出口成章(Lisp in numbers),白居易生识之无,此类不可救药的先天文人毕竟是少数。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只要有机会让他们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改行从良。

文学是倒霉晦气的事业,出息最少,邻近着饥寒,附带了疾病。王世贞文章九命早将千古文人的千灾百毒,说得详尽。我们只听说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巧等名目是从来没有的。至极傻笨的人,若非无路可走,断不肯弄什么诗歌小说。因此不仅旁人鄙夷文学和文学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满了自卑心结,对于文学,全然缺乏信仰和爱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扬雄在《法言》里就说“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可见他宁做壮丁,不做文人。

陆克哈(J.G.Lockhart)替他岳父作传,记司各德自恨只能为大伟人记载武功,而自己不能够也轰轰烈烈做番功业。嚣俄记童时一诗(Mon enfance)里,也有同感。此等人尚且怨命,侮做文人,何况其他。因此,我们看见一个特殊现象:一切学者无不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对于自己所学专门科目,带吹带唱,具有十二分信念;只有文人们怀着鬼胎,赔了笑脸,抱愧无穷,就使偶而吹牛,谈谈国难文学,宣传武器等等,也好像水浸湮的皮鼓,敲擂不响。

歌德不做爱国诗歌,遭人唾骂,因在《语录》(Gespracechemit Eckermann)里大发牢骚,说不是军士,未到前线,怎样能做战歌。现代的文人比歌德能干多了;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争,能作政论,再不然,能自任导师,劝告民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也不会在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交换,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别干营生。在白郎宁的理想世界里,面包师会做诗,杀猪屠户能绘画;在我们的理想世界里,文艺无人过问,诗人改而烤面包,画家变而杀猪——假使有比屠户和面包师更名利双收的有用职业,当然愈加配合脾胃。

雪莱在《诗的辩护》里说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Legislator),卡莱尔在《英雄祟拜论》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现在的文人有点不同。他们只想做英雄,希望变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自称是英雄或立法者,不免夸大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那就是有志上进了。有志上进是该嘉奖的。有志上进,表示对于现实地位的不满足和羞耻。知耻近乎勇。勇是该鼓励的,何况在这个时期?

要而言之:我们应当毁灭文学而奖励文人——奖励他们不做文人,不干文学。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 摘自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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