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斯大林如何算计中国?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9-18,星期二 | 阅读:268

文 | 谌旭彬

今天是“九一八”纪念日。

对历史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拨去迷雾,廓清历史本相。

一、张学良晚年谈“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甚巨。东北军之“不抵抗”乃是事实,然80余年来,针对“不抵抗命令”从何而来,却众口纷纭,莫衷一是。即便是张学良本人,晚年之言辞,亦予人“反复无常”之感。如1990年,张接受日本NHK采访时,曾明言:“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稍后,张又对媒体说道:“九一八事变,我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①

张的这种“反复无常”,实际上反映的是“不抵抗”一节的错综复杂。

按:日本外务省及关东厅情报档案中,收有蒋介石7月12日致张学良之密电,内有“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之语;还收有同期张学良致荣臻密电,内称:“此时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要求割地赔款,东北万劫不复,宜力避冲突,以公理相周旋。”

略言之:一方面,事变之前,南京及张学良方面,已意识到关东军可能在东北生事;关东军方面,亦已侦测到中方应付其生事的退让立场。另一方面,“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之语,乃是政见交流而非方针传达,且时间系事变前两个月,并非针对事件本身的具体指示。②

关于“不抵抗政策”,最接近事变的指示,是9月6日张学良致电东北军方及东三省政务委员会: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③

据此,将“不抵抗”视作事变前南京与张学良方面的“共识”,似乎也不能算错。该“共识”之基础,乃是认为日本政府有能力控制日本军方,使冲突不致扩大。故而,事变前夕,宋子文已与重光葵商定,将于9月20日同赴东北,对中日悬案做通盘商讨。此前之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也已打开僵局,结案似已指日可待。

如南京之所料,日本外务省确曾阻挠过事变。在获悉“关东少壮军官图迫中国军队使其冲突”之密报后,外相币原喜重郎曾电训驻奉天总领事,命其取缔企图寻事之浪人,时为9月5日。电报称:“近来关东军坂垣大佐,在贵处储备相当丰厚之资金,策动国粹会浪人,制造中日事变。闻将……在九月中旬作具体之行动。希对浪人,切实取缔。”④但这种阻挠未能发生实际效果,南京显然错估了日本政府对军方的约束能力。

及至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展开外交运作,对东北局势仍有挽救余地。“特种外交委员会”(专为解决事变而设)之最机密报告,对形势判断非常准确:

“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其外交当局……已逐渐追随军部行动。”“国联……此次决不对日作战,因此不能采取任何有力之制裁。”至于中方对策,虽“决不先对日本宣战”,但“军事牺牲,亦所不恤”,尤其是“对于锦州方面,如日本来攻,只有尽力抵抗,以树立政府在人民间之信仰……俾中国不至瓦解而亡。”⑤

换言之,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之“不抵抗政策”,实以锦州为最后底线。蒋介石亦曾多次致电张学良,望其务必坚守锦州。但张最终仍以“要玉碎不要瓦碎”为由,不放一枪一弹弃守锦州。⑥

张之所以如此,军阀心态,固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国民政府之分裂、内斗愈演愈烈,且严重波及张,也是其心怀疑惧不愿抵抗的根源。

图:1920年代,蒋介石(左一)与胡汉民(左三)等合影

事变发生前,宁(蒋介石)、粤(胡汉民)分裂,武力相向。粤方甚至曾三次派密使赴东京会见外相币原,谋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之“既得权益”,作为购买日本武器的交换条件。事变发生后,蒋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欲谋统一,然粤方志在倒蒋去张,并无共赴国难之念,如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对日方所言:“日本除蒋去张之主张,与粤府毫无二致”,且谓倒蒋成功后,粤府可按“大亚洲主义”与日本谋妥协。⑥

故而,当锦州告急之日,恰是粤方激烈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之时。蒋乃张学良之政治靠山,蒋下野,势必牵动锦州战局,粤方绝非不知,然胡汉民恨蒋已深,坚持蒋下野乃和解统一的不可妥协条件,蒋遂于1931年12月15日通电辞去本兼各职,南京政府随之陷入运作真空;1932年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⑦锦州既失,东北局势遂无可挽救。此后,张学良审时度势,转与胡汉民愈走愈近,却亦屡遭胡之算计。

综上,当不难理解,张学良晚年对“不抵抗政策”的讲述,何以呈现出一种“反复无常”。

所谓“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乃是事实;“九一八事变,我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亦非无因,南京方面确实高估了日本政府对军方的制约能力;而张对唐德刚称:放弃锦州,与蒋无关,“那个时候,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也是事实。

今人重新审视“不抵抗”,须体察当日内政之芜杂,而不能仅将目光聚焦于蒋、张二人。

注释

①(日)臼井胜美:《昭和史的最后证言——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P72-73。《张学良口述历史——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台)联合报2001年10月28日。

②蒋指示,收录于日本外务省纪录密电情报关系卷;张指示,见关东厅7月15日上外务省次官电。转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P114。至晚在8月25日,关东军还曾破译过沈阳市公安局对下属秘密传达的“容忍自重、力避发枪”的指示。

③中央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P67。

④东京审判纪录,P30343。

⑤《特种外交委员会呈送中央政治会议之报告》,收录于《戴季陶文存》。

⑥日本外务省纪录(中国内乱关系卷),转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P140。

⑦《张学良为何不放一枪一弹弃守锦州?》,今日话题历史版第214期。

二、东北沦陷过程中的“四方互动”

1931年东北沦陷,应该被追究的具体责任人,究竟是谁?

这是一个长期存在极大争议的话题。

而追究具体责任人的前提,是还原事件发生的真实逻辑。

(1)张学良: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领袖张学良,正在北平出席慈善义演。戏散后张见到急电,匆匆离去。凌晨一点,张召集东北军在北平的高级将领开紧急会议,指示“避免冲突,不予抵抗,……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①

会议开了一个通宵。

次日凌晨,张决定电告南京,请中央向国联提出抗议;下午,张接见日本记者,就事变发表意见,说道:

“昨夜接到奉天报告,知有中日冲突发生,我等无抵抗之力,且无必战之由,故我已严令部下绝对不抵抗,任日本军之所为。”②

对于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张学良晚年的解释是:

“你责备我不抵抗,我不承认,责备我对日本这件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我自己考虑,日本不可能这样做,军人要这样做,(日本)政府也会要控制它。……我不能不承认我对日本的判断是判断错了。”③

图:青年时代的张学良(中)

(2)蒋介石:判断日本不会破坏《九国公约》

9月18日晚9时半,蒋介石自南京登上“永绥”号军舰,前往江西南昌。晚10时20分左右,日军在沈阳发动事变。19日晚,蒋接到上海电报,获知东北出事,随即致电张学良,鉴于日方诬蔑中国军队炸毁铁路,中方对外宣传应努力辟谣。④

21日下午,蒋返回南京。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宣布“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南京方面寄望于寻求国联的支持来处理事变,而未曾给张学良和东北军下达过“抵抗命令”。东北军的“不抵抗”,相当于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默认。⑤

台湾学者黄自进认为,事变前夕,蒋的基本判断是“日本政府不致冒破坏《九国公约》的大不韪而侵略中国”;而且,事变前夕,蒋正致力于“与日本的陆军中枢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其中,仅1930年度,国民政府与日本陆军省之间,就签署了多达16件武器买卖的契约,其金额占到了该年度中国对外采购武器总金额的三分之一强,日本已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武器采购国。鉴于这种关系的存在,蒋认为,“零星的冲突只要控制得宜,事情总有转圜余地”,所以默认了东北军的“不抵抗”。⑥

(3)关东军:怀有对抗政党政治的心思

据日方档案,事变期间,日军仅包括10400名关东军及4000名朝鲜军;关外的东北军则有179500名之多。事变结果,日方在105天内鲸吞整个东北,死伤仅1200余人。⑦

日本学者户部良一认为,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目的,“是试图占领包括北满在内的整个满洲”,而且“试图通过计谋挑起日中间的冲突,……造成日本的国际关系紧张,形成对外关系的危机。……他们的目标是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党政治”。

关东军既然怀有对抗政党政治的心思,自然不可能受政府约束。

故张学良“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能够恢复对关东军的控制”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建立在这一判断基础上的“不抵抗方针”,不但不能缓和局势,反而促成了“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基本得以按照计划进行”。⑧

图:关东军少壮派代表、“九一八”事变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

(4)广州政府:寻得一个逼蒋下野的好机会

事变爆发时,中国内部,除南京政府外,还存在一个以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为代表人物,以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李宗仁等为后盾的“广州国民政府”。胡汉民在国民党内有“党魁”的身份,蒋介石是军事领袖;南京与广州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国民党内部党权和军权的争斗。

这种争斗,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广东方面借事变向南京频频发动政治攻势,一度将蒋介石逼到要亲自“率师北进,与倭寇决战”,并取消党治、开放政权的地步——前者是为了尽力保存自己的军权,后者是为了拆掉胡汉民的党权。但这种极端的做法,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支持,蒋介石最终只能选择在1931年12月15日辞职下野。⑨

蒋的下野,所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张学良不放一枪一弹,放弃了中国军队在东北的最后一个据点锦州。张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得到情报,取代蒋介石的孙科政府,虽一再敦促他抵抗日军,私下里却与日本政府达成了“查办张学良”的共识——实际上,因张学良亲蒋,一直被广州政府视作必须拔除的眼中钉,自事变爆发,即不遗余力对其进行攻击。⑩

张学良放弃锦州,意味着东北终于彻底沦亡。

图:1931年5月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部分政要。左二为汪精卫,左四为孙科

注释

①张的具体行踪,可参见:何世礼,《为历史作见证:“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何处》。转引自:李敖,《蒋介石研究》(下册)P264-265。《盛成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P29-30。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 第6辑》。

②《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P76。

③同上,P77。

④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华文出版社,2010,P45-61。

⑤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⑥(台)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中研院近史所,2012,P153-156。

⑦(日)陆军参谋本部,《支那时局报第四十三号》 (1932 年3月24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藏,原件。转引自:黄自进,《九一八事变时期的日中政治动员与军事作战》,(台)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6期。

⑧户部良一,《満洲事変から日中戦争まで》,收录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 近代史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P239-242。

⑨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P49-54。

⑩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P20-24。

三、“九一八”后,斯大林如何算计中国?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将如何应对,立即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且无论中外,几乎一致认为苏联不可能放任日军在东北为所欲为。

毕竟,仅仅两年前,苏联还曾为保住其在东北的特殊利益,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大打出手,酿成“中东路事件”。其强硬立场无疑令人记忆犹新。

事实上,“中东路事件”以张学良惨败落幕后,斯大林针对东北,还曾有过更激进的政策。1929年10月,在给莫洛托夫的一封密信里,斯大林指示,应该在东北扶植武装力量,以“起义”的形式,“废黜张学良,建立革命政权”:

“中国将出现麻烦……我觉得,我们该转到组织满洲起义的革命运动方面来了。为完成一些偶然性任务,我们向满洲派遣了一些队伍,这当然很好,但这不够。现在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要组建两个由两个团建制的旅,主要由中国人组成,向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武器(火炮、机枪等),让中国人当旅长,并把它们派到满洲去,给它们的任务是:发动满洲军队起义,把其中可靠的士兵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其余士兵遣散回家,预先要解除指挥人员),扩编成师,占领哈尔滨。积蓄力量后宣布废黜张学良,建立革命政权(搞垮地主,吸引农民,建立城乡苏维埃,等等)。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可以这样做,并且我认为也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不违背任何‘国际法’。大家都会明白,我们反对同中国作战,我们的红军战土只守卫我们的边界,不想进人中国的领土,而如果满洲内部发生起义,那在张学良所建立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事情很重要。”①

“前鉴”如此,自不难理解,何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内主流媒体,包括《中央日报》、《大公报》在内,均曾一度引颈企盼苏联的介入。

令人失望的是,虽然在事变之初,苏联发表了一些同情中国的言论,但其实际执行的,却是坚定的“不干涉政策”。非但“不干涉”,《真理报》甚至直接以社论的形式,向日本当局喊话,建议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②

对东北地区中国抗日武装力量的求援,苏联也一概拒之门外。

譬如,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严厉责成外交人民委员会:

“向我国驻瑷珲领事米哈伊洛夫同志指明,如果他胆敢在今后再送来马(笔者注:马占山)或者其幕僚哪怕一个请求,并且不拒绝与马进行任何谈话,他将被追究严重责任。”

再如,1932年7月,斯大林指示:对前来求援的中国抗日将领,“要把他们视为挑动(苏日)战争的人,不管他们的客观情绪如何。”政治局据此做出决议:“必须把他们遣返中国,不与他们进行任何谈判。”③

图:1929年中东路事件,苏军展示缴获的东北军战旗

同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也在积极与苏联进行接触。基本诉求,是恢复两国正常外交关系,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苏方对南京的用意洞若观火:

“我们认为,南京做出这一决定,基本上是因为担心我们与满洲国接近。恢复外交关系,而且还要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途径,目的在于制止我们与满洲国建立我们所需要的关系。”④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念兹在兹,想要与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对象,乃是日本,而非中国。

不过,在斯大林看来,与南京的谈判,恰好可以作为向日本施压的筹码。故而,他指示莫洛托夫:

“如果日本人确实想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那么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想以此破坏我们与中国人就签约举行的谈判。看来,日本人很相信(中苏)会签约。因此,我们不应中断与中国人的谈判,而是相反,要继续并且拖延谈判,目的是以我们可能与中国人接近的前景吓唬日本人,以此迫使他们急于与苏联签订条约。”⑤

为了刺激日本人,斯大林还授计:“不妨在报纸上刊登关于王(南京政府代表王曾思)求见科兹洛夫斯基并已得到同意的简短消息。”斯大林告诫苏方谈判代表,虽然根本不可能与南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仍要注意谈判技巧:

“要做到不把南京推到日本怀抱。……如果日本靠了我们对待中国人的过分克制和失礼,把南京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那么日本对苏联的进攻将会加快并有恃无恐。所以,对待南京,……不应使他们对(中苏)接近的可能性失去希望。有鉴于此,应该尽可能给王礼遇。”⑥

斯大林最终未能如愿压迫日本人与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过,其“软弱退让”,刺激了日本在东北一再增兵,并公然制造出了伪“满洲国”。

苏联对伪“满洲国”的纵容(允许伪满在其境内设立领事馆),更刺激了日本愤而退出国联(国联以44票赞成、1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否决了伪满的合法性)。战后,日本政府检讨其外交失败的起点,即是:不该让“九一八事变”发展到“满洲国独立”的程度,更不该因为“满洲国”问题而退出国联。退出国联,意味着日本自绝于欧美,走向了外交孤立。⑦

在这盘大棋中,斯大林所付出的代价,是将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廉价卖给了日本人。

图:斯大林

注释

①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9年10月7日。收录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八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P187。

②真理报,1932年2月23日。转引自《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③维克托·乌索夫/著,赖铭传/译:《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13,P186、P191。

④同上,P198。

⑤⑥同上,P199。

⑦谌旭彬:《日本绝密文件如何反思二战?》,短史记第280期。


来源: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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