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民主失灵了吗?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9-17,星期一 | 阅读:124

作者:宁思慧

小孩子看到好吃的好玩的就想据为己有,这是个人性现实。人性现实就是私有化,人有自己的利益和偏好。人是由利益驱使——这种观点也让很多中国人感到不安。但其实,这是个事实。例如欧美的大公司有很多都是支持大政府,因为他们靠与政府合作后可以通过计划抑制竞争对手,而如果大家都靠自由竞争的话,就会有优胜劣汰,说不定自己有哪一天也要倒闭。这样就成了变相垄断,那么这样赚钱很舒服,支持大政府的这点成本花的很划算。人性如此。

但这只是人性特点之一。人的社会属性是要面子,有道德感。相当于有羊群效应,所以看重“强者”。当然,“强者”的内涵不尽一致。理论上说,要想文明发达,应该是保护真正的强者,而不是弱者。

所谓真正的“强者”,应该是有着议价能力的人或组织在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中博奕出来的,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这种社会环境相当于各类市场。就像经济活动的市场,人们都想选择质优价廉的,这就使大家争相动脑子,每个人的智慧都能发挥出来,质量争相提高。分工越细越好,因为如果是粗放型的,什么都自己做,质量就很难提高,文明进步不了。像计划经济等于就是只有几个人在动脑子。被少数人计划与控制生产过程,改一个部件都要经过批准,改了嘛自己也不能获利,人就没有动力去改变。因为利己才能产生能动性。所以,利己不能被谴责。而人又有控制、支配他人的本性,所以要靠法律惩罚专制、垄断的行为,要堵住漏洞,不让人去害人,而不是不让人求利益。

人类社会在逐渐发展过程中认识到,一个人人求利但又遵守公平正义规则的环境是让人喜悦的。例如市场经济中,人人都在谋利,但主流做法就是相互效力,也就是说,市场秩序是一个相互利用以有益生命的天道自然秩序。

当然,这是人类社会中比较理想的制度环境状态。从博弈论角度看,制度都是从无规则下的自由不受任何行为限制的个体独立博弈进化而来,每次博弈之后都会有一个确定结果,若某个结果不可能有各方都比它更好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就是最优的,开始可能由于认识,参与各方行为上都会犯错,如贪小便宜,在长期重复博弈中,慢慢大家都知道按那个最优结果的行为,对大家是最好的,大家不谋而合形成了这样的习惯,这就是不需要涉及设计形成的默认制度。但大家知道有个囚徒困境,就是靠独立博弈无法达到一个对大家都更好的结果,这时候各方不得不事先协商,形成规则,并形成对违反规则的威胁和惩罚,这是协商形成的规则,这需要各参与方协商,也不需要一些人设计。

若博弈很复杂,各参与方自己协商不出规则,只好把这个权力让渡给比较聪明的小群人来设计并执行,并支付它们部分费用(税收),这时候才出现设计制度的问题。由第三方的精英来设计,若权力过大,对方就会想办法在答应的费用外再最大化自己其他利益,如与某些参与方合谋分赃,把利益分配向其倾斜,这时候得到的结果就不是参与各方原来最优的那个结果,而是对制度设计和执行者最有利的执行者。

人们在历史的发展中观察到,人类社会中,权力扩张、暴力扩张的过程,既使他人走向衰老走向死亡,最终也使当权者走向衰老走向死亡。一个被权力支配的社会,就是一个缺少生长性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生命活力的社会,就是一个衰老死亡的社会。

在现代,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因为商业化媒体天然具有民粹化倾向,以唤起民众最本能的情绪需求为内在发展动力,这样可以获得受众的注意力,从而得到广告投放;在民主社会中,还会影响选民的认知,从而在运营良好的时侯,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力。

于是,如何约束使这些被授权设计制度和执行的第三方的权力和让他们利益与各参与方达到最有结果挂钩,从而减少它们为自己利益使得社会博弈结果达不到最优,甚至达到全输的结果,就成为政治学要研究的。

哈耶克提出一个“人类自发的扩展秩序”的观点极富有启发。在哈耶克看来,能够注意到并自觉维护“人类自发的扩展秩序”的社会可以被称为一个“自由的社会”,它与人为干预社会秩序的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常常形成一个个被哈耶克称为“乌托邦主义”的国家。二者的主要差别,在自由社会中,一是制度和秩序是自发形成的,不可能由少数思想家设计;二是自由社会中的制度都是一些游戏规则,人们只对游戏规则是否公正做判断。而乌托邦主义社会的特点是,事先规定了谁应该是胜者,什么应该是社会追求的具体目标。限制与强制肯定就是在于能预先看到与预测了。因此在乌托邦主义制度下,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将他们的欲望强加于其他人。这就仿佛一场球赛在未赛前就预定了谁是胜利者,显然就没有了公平竞争可言。

因此,哈耶克提醒大家:我们最好放弃对经济理性的追求,承认自己对经济理性的无知,只是追求游戏规则的公平,接受这些游戏规则下出现的东西,不论其是理性、还是非理性。

宗教和意识形态不是理性的,但它决定了人的行为准则,决定了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游戏规则,意识形态也提供了遵守一定游戏规则的承诺机制。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会使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流传和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胜出的宗教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并不是凭理性选择宗教,正如母亲爱孩子不是凭理性一样。但在社会演化过程中,不爱孩子的母亲就会因后代死亡率高而绝种,不利于自发社会秩序扩张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也会灭绝。因此,历史上长期能生存发展的宗教,虽不是基于理性,但却是形成有效制度的基础。

尊重“人类自发的扩展秩序”,避免各类权力的限制与强制,这个观点与道家“无为”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可想而知,自发秩序必须是一个独立于共同目标的。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中,成员不只是一个工具,可以自主竞争。从这种观点出发可以推测,我国传统的“礼乐”制度抑制了各等级可能存在的僭越之心,保证了一个各得其所而非鼓励竞争的社会。

如果从哈耶克的理论看待美国的宗教及其制度,我们会看到:基督教就是美国历史上长期能生存发展的宗教。它显然不是基于理性,但却是形成有效制度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圣经》里对人追求利益是非常肯定的。人是由利益驱使——这恰恰是中国人不肯承认的地方。

《圣经》里的先知是神与人沟通的使者,他们有时不仅要冒犯违背神意的君王,更要冒犯无数违背神意的民众。所谓“神意”是指神对以色列人明明白白的诫命。例如《圣经》里讲到,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今天看来,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 ,并认可复仇法(the law oftalion)。《圣经》中神的诫命里,不会对侵犯他人财产的人处以死刑,只针对蓄意谋杀,某些宗教犯罪与性侵犯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对上帝的直接冒犯。但神并没有为善意(charity)、同情(compassion)立法。例如先知们对民众指出要同情贫穷,不是来自人的同情心,而是从神谕来的,神教诲过:不可收割尽地里的庄稼,要令穷人温饱,“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总要向你地上困苦贫乏的弟兄松开手”。

《圣经旧约》里著名的“摩西五经”,例如“申命记”里,都是事无巨细地指出要在耶和华面前“洁净”,这样才能得神的悦纳。换成理性认知,就是这样做才能让社会博弈结果达到最优。而新中国曾经有过十几年时间,连理发店都是国营,每次理发都要排半个小时,每个月发澡票,理一次发,洗两次澡。这显然是“中央计划”的权力中心模式,而不是自发形成的勤洗澡多理发以洁净或者自发的不爱洁净。

如果从信仰的角度看,美国这些基督徒会以此为行为准则,也会以《圣经》里的教诲作为处理相互关系的游戏规则。这些都不是出于理性。

所谓尊重“自发”中“非设计”的意涵,从人类知识分类及其特征的角度来说,现实生活中,无疑还存在着一种极其重要但却未经系统组织的知识,亦即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它们不可能被称为科学知识。那种知识,因其性质的缘故而不可能进行统计,从而也无法以统计的形式传递给任何一个中央统计机构。

正是在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方面,每个人实际上要比所有的其他人都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着有可能极其助益的独一无二的信息,但是只有当立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是由每个个人做出的,或者是经由他的积极合作而做出的时候,这种信息才能够得到运用。

不难看出,在“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宗教观念存在的地方,更容易尊重这种“独一无二”的知识,也就是尊重每个人,并愿意建立保障每个人的天赋才能得以发挥的机制。人类是由一位万能的、无限智慧的制造者所创造的,即上帝。人类是上帝的财产,是出于上帝的喜好,而不是其他人(For men,being all the workmanship of one omnipotent ,and infinitelywise maker ,they are his property ,whose workmanship they are ,made to lastduring his, not one another'pleasure)。

在基督教的意味上,“原罪”不是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个本体意义上的概念。在亚当夏娃身上已经发生过,我们只是继承了这种惩罚。所以抛开原罪,人性没有善恶之分。欲望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但在实现的方式上有好坏之分。反观中国的很多统治者,就比较缺乏肯定人的生命的价值的意识;主流价值观也鼓励着漠视生命。

更进一步说,基督徒相信,听从上帝耶和华的教诲,便可获得流着奶和蜜的(也即繁荣与富裕的)“应许之地”,不听从的时候,便受到耶和华严厉的惩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圣经》中基督徒信仰的上帝的主要诫命即“十诫”。“十诫”之首:不可信除我之外的其他的神。

在今天来说,犯此诫的表现之一便是原来基督教文明发源地的欧美国家近些年来出现的一种思潮即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这个多元文化主义将重心转向对文化多元性价值的强调,认为文化多元化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为此,它极力贬抑主流文化,欣赏、推崇甚至崇拜各少数族群、宗教以及社会弱势和边缘群体的文化。多元文化主义同时走向了文化的相对主义,主张所有的文化在价值上都是同等的,都要得到同等的尊重和承认。这就否定了是非、美丑、善恶、优劣、先进与落后、野蛮与文明之分。

正如丛日云教授所指出的,这种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不同于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文化多元主义是一种建立在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自由主义基础之上,承认社会生活方式、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多元化的现实,但又是在宪法共识的基础上,尊重各少数族群、宗教、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的特殊文化。这就是说,坚持在多元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的主导性,推动各种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在最低限度上,它承认各种文化相互批评与竞争的权利。

这种多元文化主义会导致主流文化失去自信和进取精神,带来文明的劣质化吗?为什么说过分民主、过分多元而导致民主效能低下、社会整合失败从而会使社会逐渐走向衰落?

道理并非那么深奥。就像谁都不愿意跟穷人共产,只想跟富人共产一样,如果违背这种造物主所造的人性本然,硬要听从一位人造偶像的号召而实行“共产主义”,那么便会出现一个比烂的和堕落的社会,何谈繁荣与富裕?政治学家萨托利在批评多元文化主义时曾经讲过,如果各种文化的价值都是同等的,那就是对价值含义的破坏。价值是比较而言的,如果没有一般标准,没有高低之分,价值本身就不存在了。

什么是美国的传统主流文化呢?可以从当代共和制度的区分来看。现在的共和制度有两个来源,一种是美国南方的人文主义者复活的希腊罗马共和国的来源。另一种是北方的是士师的共和国,即犹太人的长老共和国。长老共和制的核心是律法治人。律法是神圣的,是耶和华制订的,这跟人的契约不一样。

但是以色列人还是面临着君主制的压力,因为人类天生爱犯罪,就产生战争,就会有事端,有事端才不得不有世俗的律法来管着他们。《旧约﹒撒母耳记》里先知撒母耳就告诫国民,国王会要求人民做出牺牲以满足他们奢侈的宫廷生活和供养大量妻妾、官僚政治和军队。那时候你们再呼喊,神将不理会你。但民众不听,需要一个国王以自己的名义出征和打仗。

据研究,斯特拉斯堡建立时的约章(四城信纲)是后来苏格兰长老会的范本(1560年)。而苏格兰长老会建立的庄严同盟及盟约则是长期国会为英国长老会制定教区监督会议的一个范本。英国长老会的这个范本又是流亡到美洲的清教徒的范本。朴茨茅斯清教徒是美国的种子。什么种子结什么果。

在美国的这些清教信仰者看来,这就是崇拜其他偶像而背离神这个价值标准了。按照既往历史规律,凡是背离上帝而崇拜其他人造偶像(更不必说一名领袖)的时候,都会受到神的惩罚,即社会逐渐走向衰落,人口老化,生育力下降,经济不再繁荣。

我们再看“宪法共识”之于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的意味。一个国家不是简单的政治法律共同体,不能只凭借外在的纽带联结起来,它需要有文化认同的基础,从而形成国家的统一和内在凝聚力,形成国家主权边界。

最近美国七百多个城市发生游行,游行者提出的一个诉求就是废除ICE(海关和边境执法局)。可见,多元文化主义者完全没有国家主权边界的意识,其实是一种“扩张主义”。在多元文化主义驱动下的身份政治,落脚点为身份群体而非个人,其本身即具有反个人主义精神的整体主义(也即悖神的)倾向。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通过计划权利的自愿自发的买卖而形成,但乌托邦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用政府的垄断权强制形成。而正如上文所说,美国传统的基督信仰对垄断的政府权力有着天生的排斥,主要小政府、大社会。对于各种权力,也主张“以野心制衡野心”,其宪法精神正是落实在分权制衡、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多党制、媒体独立、政教分离、公民社会和利益集团等形成的制度架构和法律秩序。

顺便说一句,中国的法家其实就是“弱民”的大政府、小社会,这就造成了政府垄断,民间活力缺乏。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法家原则实施的秦朝制度之下的时代,是缺乏与这种大政府(也就是超级垄断政府)相抗衡的民间社会力量的,有着社会组织能力的儒家此时也不再有独立性,成为为当权者进行粉饰的知识精英,就像今天欧美的左派。

联想到美国学者亨廷顿曾指出的,在美国,精英群体远没有民众爱国,意指这些精英成为为大政府权力及其扩张进行理论包装的精英。“爱国”其实说的就是爱那个有着边界与族群文化认同的国家。

族群(英语:Ethnic Group),是指一群人,他们认为彼此共享了相同的祖先、血缘、外貌、历史、文化、习俗、语言、地域、宗教、生活习惯与国家体验等,因此形成一个共同的群体。

也就是说,不同于那些精英群体,美国这些民众认同的就是那样一个“上帝的选民之国”,一个由白人、男性的价值观为主导的国家。

宗教改革后,新教徒主张“因信称义”,即只要信仰上帝,人就可以得到救赎,之前不用去干好事,而是无条件的信仰上帝,因为上帝给了我启发。这种信仰产生了这样的政治学后果:不是因为我做了好事才获得拯救,而是因为获得了拯救之后,我内心改变了,会主动做好事。但即使你做坏事,该获得拯救还会获得拯救。因为在世人眼里看来是坏事,就上帝视角来看则不一定。

与之不同,天主教则不是“因信称义”,因而需要教会作为人与神之间沟通的中介。近代民族国家则由国家承担起了这个功能。但对清教徒来说,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们的意义和价值直接由上帝个体化给定。因而,美国没有欧陆与东方所熟知的“民族主义”,国家应该为个人而存在,而绝不是个人为国家而存在。

如果美国这个传统的主流文化认同不再,那么美国的民主制度也就容易瓦解或者名存实亡,经济自由也就难以实现。著名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早就论证过,互相冲突的亚文化的存在,是一个国家走向民主的负面因素,多元亚文化压力相当大的国家,很难实行多元民主,反而趋向专制。民族与民主是不可分离的。任何地方只要被看做“民族”,就意味着所有人都要参政。因而这个团体要能够合作,否则没法在选举时获得简单多数。美国现在担心的就是它这个有着边界与族群文化认同的国家——“上帝之国”被其他主张无神论的亚文化所侵蚀,从而失去上帝应许的繁荣。

美国普选率极高,公民是一人一票。但可以推测的是:权利如果都集中在一个单一的权力下,即使这个权力当局是真实和有比例的选举权下选出来的,也很容易压抑居民。这种政体可以不断的实行投票,因为它再也没有别的组织可以和它竞争,但这样保证不了它的宪政,也阻止不了任何掌握行政集权的一个人或一个政治家实行专制统治。所以,美国一人一票的民主一旦到了外来异质文化占据多数的时候,就无力回天了。

欧美的激进主义如世界主义、全球化,认为人没有差异,种族没有差异,文化没有差异,进行大跃进的改造成大熔炉,结果导致灾难。因为许多无神论文化环境下的人只享受利益,吃福利,不尽义务,根本不具备一个自治的人的自由与能负责的能力。一个国家好比一个公司,可以找外来打工者,但不能找连操作能力都没有的人去做;更不能把股权让给他们吧?当他们的股份超过老板的时候你就被赶下台了。

“道不同不相与谋”,即亨廷顿说的“文明的冲突”。 如果美国的传统主流文化认为上帝即神才是一切社会理念和政治制度的最终仲裁者,而另一种文化认为领导人的想法是一切社会理念和政治制度的最终仲裁者的话,那么,真的是像水与火根本没办法融合在一起。硬要融合,就是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文明就会衰落了。


来源:创慧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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