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辜负的美意:洋人蒲安臣为清廷签下第一个平等条约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9-15,星期六 | 阅读:94

文 | 谌旭彬

近代中国向西方世界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是由西方人率领的。

这是一幕难得一见的外交奇景。

1867年11月27日,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奕訢,正式奏请任命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另请英国人柏卓安(J.MeL.Brown)和法国人德善(E.De.Champs)为左右“协理”,充当副手,中国官员志刚、孙家谷随行,另有秘书随员20余人。

1868年2月,使团从上海出发;6月抵达华盛顿;9月抵达伦敦;1869年1月抵达巴黎;9月前往瑞典、丹麦和荷兰;10月抵达柏林;1870年2月抵达圣彼得堡,23日,劳累过度的蒲安臣骤然去世;10月,使团返回中国。

图:蒲安臣

总理衙门维护帝国荣耀的“奇策”

此次向西方派遣外交使团,与即将到来的“修约”之事有关。

所谓“修约”,即国与国之间,建立以条约为基础的近代外交关系。这就要求清廷抛弃传统华夷观念下的羁縻之道,但清廷并不乐意如此。

1868年是清廷英法俄美四国早就商议好了的“《天津条约》修订之期”。为应付这次修约,清廷组织封疆大吏,做了两次外交政策大讨论。

第一次是在同治四年(1864)。针对中国此前种种不守条约的情况,赫德、威妥玛向清廷呈递了《局外旁观论》与《新议略论》,要求遵守条约,且建议进行外交改革以适应国际环境。总理衙门讨论的结果是:中国应该自强,应该正视条约、遵守条约。

第二次是在同治六年(1867)。为应付次年的“《天津条约》修订之期”,奕诉给地方督抚、封疆大吏下发征求意见的通知,将讨论方向限定在了“羁縻之术”的范围。

包括陕甘总督左宗棠、两广总督瑞麟在内的多数地方督抚,均赞成此种方针,奕譞、奕誴等皇族宗室,甚至喊出了“现在必应羁縻,将来必应决裂”,不妨趁“臣民义愤”之机,将洋人尽数“驱之出境”等高调。惟李鸿章大泼冷水,强调所谓“民心”并不可恃,与洋人作战,“未有不恃兵而专恃民者”,而军队中谋略可堪与洋人一战者,“不但淮军文武无此可靠之才,九州内亦少中意者”。

清廷既不愿走出“华夷外交”、放弃“羁縻之术”,又不得不接受“条约外交”,派遣一个使团出使欧美,以求知己知彼,遂被总理衙门提上了日程。

图:蒲安臣(中)与使团中国成员志刚、孙家谷合影。

中国皇帝决定派遣一个洋人作为钦差大使,出访世界各国,让1867年11月末的北京外交界十分震惊。事实上,即便是蒲安臣本人,在朝廷的正式任命发布之前,他也未接收到任何明确的暗示。

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认为,总税务司的赫德是促成此事的重要推手,乃是。12月14日,该报纸在报道中写道:

“这一决定……乍听之下……当时使我们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无论发表的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经过长期和缜密的考虑的。我们的记者说,‘此事是同赫德商议之后才提出的’。我们相信,这个计划是发自赫德的头脑。”

据赫德日记,他不是此事的提议者,但总理衙门确实就此事征求过他的意见:

“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题,竟成为我在每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谈论到的事情。……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卓安(J.MeL.Brown)告诉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

赫德之所以极力赞成此事,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应该尽快从离群索居中脱离出来,在国际上主动抛头露面;中国必须在西方各国的首都有自己的使节,以便可以随时把中国的意见转达给西方,而不必再扭扭捏捏由北京的西方国家使节代为转达。

图:随蒲安臣使团出使的中国官员志刚

但清廷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赫德迥然不同。

天朝的“华夷观念”根深蒂固。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中国与西方各国应该互派使节,然而,多年来,派遣常驻使节一直是西方国家单方面的行动,清廷没有任何动静。这种毫无动静,实质上是在“中外礼节不同”一事上,所采取的鸵鸟政策——不向西方各国派遣使节,就不会出现“礼仪冲突”。

除了不向西方各国派遣使节,西方各国驻华使节要求觐见中国最高领袖,也一直遭到清廷的软抵制——“华夷外交观”下的觐见仪式,需驻华使节们跪拜皇帝;但“条约外交观”下各国平等,要让西方驻华使节跪拜中国皇帝,无异于痴人说梦。清廷既无力让洋使节下跪,又不愿意放弃凸显天朝荣耀的“华夷外交观”,遂以拖延为主策,以皇帝年幼为由,对接见西方驻华使节一事,长期不做安排。

1867年,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修约”,赴外使团势在必行,但天朝的荣耀也不能丢:使团出使西方,势必“入乡随俗”,采用西方礼仪,而这又势必影响到国内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的礼仪问题的谈判——为避免皇帝平等接待西方驻华使节,清廷已使用拖延战术“奋斗”了10年之久,自不愿功亏一篑。

两难之下,让外国人率领中国使团出使,就成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正如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所言:

“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放心不下的清廷,还为使团拟定了八条训令。其中就“礼仪问题”专门指示:可“概免”行礼者尽可能免,待将来谈判落定再说;须按照西方各国礼仪无法推托者,须严正申明,这是西方之礼,与中国国情不符,“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一切有违中国国体礼仪之事,可不举行者概不举行。

图:随蒲安臣使团出使的中国官员孙家谷

这些训令,自然无法约束蒲安臣。

总理衙门建议使团,不要将国书直接递给西方国家政府首脑,以免他们反过来要求直接递国书给清朝皇帝。但蒲安臣一到美国,就接受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亲递国书。总理衙门训令回避西方礼仪,使团在递交国书的过程中,却完全依照西方的鞠躬、握手之礼而行。此后,在前往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国时,使团一律采用了西方礼节。

因为蒲安臣是外国人的缘故,随行历练的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谷,倒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地方。志刚在日记里写道:

“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

也许是耳濡目染之效,蒲安臣1870年2月病逝后,使团前往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仍继续使用西方外交礼仪,鞠躬觐见各国君主、递交国书。

后续的事实证明,以洋人蒲安臣为钦差大使这一“奇策”,确实收到了“奇效”。

1869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果然向总理衙门递交了照会,以蒲安臣使团在欧洲使用西方觐见礼仪为由,要求清廷准许各国驻华使臣,也以西方礼仪觐见皇帝。

因为使团首领是一个洋人,朝廷遂得以再次搬出“皇帝年幼”与“中外国情不同,礼节亦不同”的老招数,将问题继续往后拖延。

图:蒲安臣使团成员合影

为中国签下第一个平等条约

在《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 1840~1911)一书中,对蒲安臣及使团的性质,作如此描述:

“由于蒲安臣多年来凭其狡狯伎俩骗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竟认为这个美国侵略分子是‘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因而是十分恰当的人选。 赫德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到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于是就在美英侵略分子合谋怂恿下,清政府竟委派蒲安臣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出使各国。……这样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使团。”

这种叙述,是某种特殊历史观下的产物,沿袭了古老中国的“诛心”传统。

使团的第一站是蒲安臣的祖国。

在旧金山,蒲安臣发挥了他的演讲特长,向舆论界传达:自己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上了和平与进步的道路,这个伟大民族向近代文明的光辉旗帜伸出双手的时机已经降临,这样的日子已经来到。

在纽约,蒲安臣继续鼓舞西方世界:中国已经“睁开它的眼睛了。……他愿意和你们通商,向你们购买货物,卖东西给你们。”他还告诉美国的传教士,你们将有机会“在中国每座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竖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上述言论,所代表的,无疑只是蒲安臣对此次出使的个人期望。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清廷所交付的使命。他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说过类似的话:

“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他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他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他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蒲安臣条约》,是使团在美国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外交成果。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美国在条约中保证不干涉清廷内政,还涉及保护华侨、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在条约签订之后,随即外交知悉欧美各国,表示美国将不承认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和态度,并要求美国驻欧洲的各国公使协助蒲安臣使团顺利完成此次出访。

图:蒲安臣率使团向约翰逊总统递交国书

1868年9月,使团抵达伦敦。

因为此前与美国所签订的条约中,“不干涉中国内政”条款有直接针对英国的意思,英国朝野对待使团十分冷淡,部分媒体甚至抱有敌意。直到10月份,使团才得以礼节性拜会了外相斯坦利;11月,才在一种冷清的气氛中获得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

恰于此时,中国国内因天主教育婴堂因传染病连续死去40多名婴儿,导致数万满怀疑忌、不明真相的群众火烧教堂、殴打传教士,酿成“扬州教案”。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调遣军舰开赴南京,威胁两江总督曾国藩。清廷与之交涉数月未果,遂令蒲安臣使团借访问英国之机,直接与英国政府交涉。

依赖蒲安臣等人对近代外交规则的熟悉,交涉得以成功。

双方协定:此后发生同类事件的处理办法,必须循约而行,“不得擅调兵船与地方官争执”。国外交部发表官方声明,承认擅自调兵威胁中国地方官员的行为欠妥,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司法权。不过,对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财产受到迫切的危害”一事,英国政府仍持保留态度。

声明发表后不久,发生了英驻中国台湾淡水领事吉必勋擅调兵船、向台湾地方官勒索白银的事件。清廷依据协定,照会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遂令吉必勋缴回所索银两,并向淡水中方官员赔礼道歉,且将吉必勋革职。

图:蒲安臣使团在西方接受通行的握手、鞠躬礼

1869年11月,使团抵达柏林。

按照蒲安臣夫人的说法,使团在普鲁士受到了“最正式、最壮观的接待”。1870年1月,蒲安臣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举行正式会晤。俾斯麦在会晤中表态: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团得到了英美等国的广泛支持,而德国需要与这些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俾斯麦说:

“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需要一个得到尊重、具有权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

1870年2月,使团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

半个月后,蒲安臣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接见。此时的俄国,与中国在西北和黑龙江流域关系十分紧张,沙皇在会见中故意与蒲安臣大谈无关痛痒的美俄关系,对中俄关系刻意避而不谈,这令蒲安臣感觉交流十分艰难。

2月18日,蒲安臣突然病倒,多方诊治均不见好转。

随行的中国官员志刚记载了蒲病重后的工作状况:

“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

2月23日,蒲安臣病逝于中国钦差大使任上。

图:蒲安臣使团成员合影

好是很好,但不符合中国国情

出使之前,蒲安臣特意为中国制作了一面黄色的国旗:

“蓝镶边,中绘龙一尺三长,宽二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

自此,龙旗成为晚清中国的一个象征。中国亦第一次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中。

蒲安臣以他的演说才能,将中国打扮成了一个温和、开放的形象。每到一处,他都极力欢呼中国正准备冲破传统的铁幕,投入到近代世界文明中来。这一形象营销,在欧美取得了成功,但并未能够反哺中国,他演说里的那个正在走向开明的中国政府,仍对近代文明抱持着极大的敌意。

比如,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曾给使团下达训练,“不要让西洋强迫我们建设铁路和电报,我们只希望这些事情由我们自己来提倡”。同治皇帝的师傅倭仁,则断言西方毫无文明可言,“彼等之风俗习惯不过淫乱与机诈,而彼等之所尚不过魔道与恶毒。”

再如,随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的总理衙门官员志刚,撰有日记《初使泰西记》。1869年使团在巴黎期间,志刚于日记里记述了观看西洋舞蹈的感受,一番赞叹后,他总结道:西洋舞蹈很好,但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之循理胜于情,泰西之适情重于理”,这些舞蹈只能在西方跳,不可引入国内。在欧洲期间,志刚还听闻了海滨浴场有群聚“洗海澡”的盛况,男性只穿泳裤,女性加穿背心。志刚“遥闻此事而艳之”,但艳羡之外,他另有一番莫名其妙的思辨:洗海澡很好,但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欧洲之人大率血燥,故心急、皮白、发赤而性多疑。虽不赴海澡,亦必每日冷水沐浴而后快”,中国人体质与他们不同,“中国重理而轻情,泰西重情而轻理”,所以中国人不可群聚洗海澡。

跳个舞,洗个澡,尚且有国情不同、体质不同的区隔,蒲安臣努力塑造出来的开明中国的形象,在西方终归只能是昙花一现。

真正有生命力的,是奕譞、奕誴这类人所鼓吹的、针对近代条约体系的“臣民义愤”及其载体义和团。

图:志刚《初使泰西记》封面

(参考资料: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晚清首位外交使臣:美国人蒲安臣》,载《文史精华》2005年第6期;志刚《初使泰西记》;王瑛,《李鸿章与晚清中外条约研究》;等。)


来源: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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