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曾国藩读书法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9-13,星期四 | 阅读:73

文/钱穆

治近百年史的,论到人物方面,无论如何,不能不首先推到曾国藩。曾氏气魄之雄厚,人格之伟大,及其在政治上、社会上种种之建立,其不可磨灭处,纵然近人有好持异论的,到底也不能不承认。至论学术,曾氏也有他自已一套独特之旗帜与地位。述说近百年来之诸儒读书论,曾氏是极可注意的一人。

曾氏湖南湘乡人,生嘉庆十六年,后陈澧一年。卒同治十一年,先陈澧十年。曾、陈是同时代的人物。陈氏尝自说:“中年以前,为近时之学所锢蔽。”而湖南在清代学术史上,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分,曾氏又是一个农家子,所以在他少年时代,幸而却没有受到当时时髦学派之锢蔽。任何一学派,一到时髦,则无不有其锢蔽者。陈氏又说:“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结果不幸而言中,不久天下果乱了,而曾氏则是力挽狂澜为当时平乱的人物。曾氏读书,生平力主一“耐”字诀,一“恒”字诀。他说:“一书未完,断断不读别书。”那时的天下,正在读书人懒而躁,不肯读完一部书的风气下弄坏了,却恰恰在一书未毕,决不换读别书的人的手里把来平定了。我们便把这一件小事,两两相照,尤可见读书人的习惯与风气,对于世道,真有偌大的影响。陈氏常提倡“士大夫之学”,说:“士大夫之学,略观大义,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曾氏做学问,却恰恰是走的这条路。他恰恰来为陈氏所说的“士大夫之学”做出一个好榜样。因此,我们把曾、陈两氏的言论学术,对照比看,便会更觉有味了。

曾国藩(资料图 图源网络)

曾氏在当时,亦曾极力提倡一种新的读书风气,散见于其有名的《家书》、《家训》、《日记》、及《文集》中。照理,曾氏的《家训》之类,谁都应当涉猎过,用不着在此特地再介绍。下面也只偶举几点,为近来有志提倡读书运动的人作参考。

曾氏自己说:

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致刘孟蓉书》)

原来曾氏在道光十八年戊戌,会试中式,即以是年成进士。及道光二十年庚子,散馆授检讨。那时曾氏年已三十,而他实在是从那时起才开始走上讲学的路径。这时距今亦恰九十多年。他有名的家书,亦从庚子开始。然今刻《家书》里所收,则只有庚子二月初到京后的一函。在他家书里正式开始讨论到读书和做学问的,还要到道光二十二年壬寅的秋天。

那时曾氏的读书课程是:

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他自己说:

读经常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

当时的曾氏,已是清廷翰林院的检讨,国史的协修,在三十二岁的年龄,才开始点读前后《两汉书》。他说“早不自立”,实非过自谦抑。曾氏在早年,用功的只是八股时文。谁料到中年是一个得意的阔官了,却再发愤读书,而将来也竟有如许成就。这一点,使我们感到读书运动的对象,不该老是一辈大中小学校里的青年和儿童,或是推车卖浆不识字的贫民;而社会上的中年人物,比较站在领导地位的缙绅士大夫,尤其应该是我们读书运动的第一对象呀!至少他们都应该“稍事学问”,庶乎希望可再有曾氏般的人物出现。否则青年们纵是努力读书,若将来涉足社会,便可不学无术,另以一种捷径高翔,那岂不是任何学术全成了八股?此其一。

曾氏自成进士,入翰林,以后官位日高,由侍讲侍读擢升内阁学士,历任礼、兵、工、刑、吏各部侍郞,又做过好几次主考阅卷大臣。自道光二十年到咸丰二年放江西正主考官,以丁艰回籍,前后十三年。虽处境较优,而“应酬之繁,日不暇给”(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家书》)一类的话,在他家书里,屡次见到。可见他在当时,已并不能摆弃一切,专意读书。此后则从事兵戎,生活一变,更不是读书的环境。然他从咸丰二年创办乡团,直到同治三年攻破南京,前后又恰是十三年。在这宦海纷纶,乃至戎马倥偬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曾氏却建立了他学业上卓绝的成就。这一点,又使我们感觉到,读书并不定要一种特殊的环境,乃及一种特殊的生活,而实为社会一般人大家所能从事的。至于达官阔人,政军大僚,以及社会上各色各行的领导人物,他们已然负担着国家社会更大的重任,那么他们更该“稍事学问”,奉曾氏为模范。此其二。

至论曾氏学问、事业,何以能互相辉映,而各有其卓绝的成就,一面固是由于其意志之坚毅,生活之严整;而另一面,则在其眼光之远大,与方法之切实。此则关于为学择术之点,我们尤当注意。曾氏本是一个做时文八股的举子,一旦入京华,走进读书讲学的世界,其初颇得益于朋友交游之启示。他道光二十二年的家书上说:

吴竹如近日往来甚密,来则作竟日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

又说:

子序(吴嘉宾)之为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识见最大且精。尝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这是曾氏最先讨论到学问的第一封家书。他所述两位朋友的言论,已大体规定了曾氏将来学问成就之规模。若不是“老守一井”从“约而专”上用功,则博雅考订,乾嘉以来的四库翰苑之学,实与曾氏将来的事业生活不相容。若老守一井,而注意不在“身心国家大道理”上,则不贤识小,谀闻浅见,不仅对其将来事业无所裨补,而他的学问地位亦决不能高卓。所以如用“约”的工夫,便须先从“大”处着眼,这是相互为用的两面。

曾国藩书法(资料图 图源网络)

曾氏用“约”字诀读书,屡见其《家书》、《家训》中。如云:

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为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则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家书》)

又说:

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若经史之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他又说:

读背诵之书不必多,十叶可耳。看涉猎之书不必多,亦十叶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换他部,此万万不易之道。阿兄数千里外教尔,仅此一语。(道光二十四年三月)

那时曾氏对于“守约”的读书法,已有十分坚确的自信。他的此项见解,至老不变,实与当时博雅考订之学,绝然异趋。他以后教人“耐”字诀,“恒”字诀,“拙”字诀,“诚”字诀,以及“扎硬寨,打死仗”的口号,凡曾氏功业上的成就,和其从事学问的精神,处处呼吸相通,沆瀣一气。

读书既主守约,则选择不可不审。所以他说:

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柳子厚自述所读书,亦不甚多。本朝善读书者,余最好高邮王氏父子。《读书杂志》中所考订之书,凡十六种。《经义述闻》中所考订之书,凡十二种。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然亦不满三十种。余于《四书》、《五经》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之《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咸丰九年四月。其他曾氏所述书目散见者尚多,然大体相类似。)

读书能选择,实为守约之第一要义。而选择的标准,应该“先务乎其大”。最可代表这种精神的是曾氏的《圣哲画像记》。他说:

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王、周公、孔、孟之圣,左、庄、班、马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诸葛亮)、陆(贽)、范(仲淹)、马(司马光),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朱、张,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引之父子),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大凡有意指导人读书,终不免要做一番开书目的工夫。清代乾嘉学全盛时期的代表书目,便是江藩《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以及接踵而起的《皇清经解正续编》。这一类繁琐的考证学,除非特殊环境以内的特殊人物,无法接近,亦无法研究。陈澧已识其锢蔽而思有以变之,然陈澧劝人读注疏,仍不脱经师经义范围。曾氏则不然,正因他早年没有受锢蔽,故能彻底摆脱当时传统考据学之束缚。此所以陈氏仍还是“博士”之学,而曾氏始得谓真是“士大夫”之学。而曾氏却又能相当的采取考据学之长处。其《家书》中多有不取考据的言论,而《家训》中则主采考据训诂之长,此是曾氏学问与日俱进之一证。又曾氏论考据渊源,分杜马、许郑为两派,以顾秦接杜马,以二王接许郑,将考据学范围放大,更是一种绝大见识,为乾嘉诸儒所未逮。

曾国藩书法(资料图 图源网络)

当知乾嘉学之锢蔽,正为把考据范围看狭了,专侧重在许、郑一边。于是他们的学术路径,便不期然而然的趋向到校勘、训诂方面去。极其所至,二王遂成为此一方面成绩之最高表现。现在曾氏把考据范围放宽了,又特为辟出杜、马一路直到顾炎武与秦蕙田,那便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于校勘、训诂之外,辟出了典章、制度。至少这样一来,更与陈澧所举“于世有用”的一目标上,更易接近了。而陈澧《东塾读书记》的价值,所以不免稍逊于顾炎武之《日知录》者,其主要关键亦在此。所以曾氏在考据学路上特提杜、马两人,实在是深具意义的。

曾氏曾从唐镜海闻义理,又私淑于姚姬传学古文法,而曾氏之言义理文章,其识解意境,也均超出于唐、姚二人之上。曾氏与唐、姚之异点,也正在唐、姚空疏,而曾则博大。此等处,均见曾氏学问实有所精深自得,实有另辟户牖、别开途径之气魄与抱负。

孙鼎丞《刍论》,追溯洪、杨乱源,深归咎于汉学家言。而曾氏为之作序,谓孙讥之已甚。此犹汉学家讥评阳明提倡良知学,酿成晚明之祸。如此刻深立论,其流弊终不免同陷于党仇讼争。而曾氏对乾嘉汉学,其立论似转较陈澧为持平,此尤不可及也。曾氏序文,作于咸丰九月己未,时曾氏尚在军中。可见曾氏为学,实能抉破乾嘉以来义理、考据、词章三派之藩篱,而求能从大处着眼,俾可兼得三者之精华。他的《圣哲画像记》,平心论之,不能不说他的识解气魄,与其指示学术途径,确已越出江藩、陈澧之上。就现在平心立论,也必如曾氏为学,乃庶可有当于陈澧之所谓士大夫之学。亦必如此,乃庶可谓是士大夫略观大义之学也。略观大义,并非忽略粗疏之略。所谓大义,亦非陆象山所谓“着意精微转陆沉”之义理。此层学者贵细辨。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最近的学术界。似乎领导学术者,其存心多只看重了博士之学,而不看重士大夫之学。因为有此趋向,所以我们当前的学术空气,渐渐和一般社会分离,而形成为一种特殊环境里的一种特殊生活。一个有志读书的靑年,他们的最要条件,便是盼望能走进像样的大学,浩博的图书馆,完备的研究所。而论其学问之所成就,则只是一种近乎博士论文式的著作。我们并不说学术界不该如此,却不能认为学术界只该如此。若我们放大眼光,为一般社会着想,便见学问并不全是关门而做的事。有一种是专门博士之学,为少数人所专攻;另有一种则是普通的士大夫之学,为社会多数智识分子所应领解。曾氏《圣哲画像记》所论,若以专家博士的眼光来评量,有人不免将目其为浅陋。但若注意到社会上一般人物之陶冶与进修,则曾氏的见解,实在是极可取法了。

惟专就曾氏个人论,曾氏亦并不仅是一个具有开明常识的读书人,曾氏实还是一个有学术上特殊地位特殊贡献的学者。自然,我们该先具第一条件,再希第二条件。曾氏对学术上的特殊地位,即是他的诗古文之学。曾氏对此,亦屡屡自已说过。他说:

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惟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家书》)

此乃曾氏开始自觉地寻到他学问的前程,那时他已是三十四岁的年龄了。他那时自定一个每日熟读的书目是:

《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荘子》、杜诗、韩文。

这一书目,亦即就他自感最有希望的诗、古文的前程上来选定。曾氏自说:

国藩粗解文章,由姚先生(鼐)启之。(《圣哲画像记》)

曾国藩书法(资料图 图源网络)

然曾氏对诗、古文的见解,其精深博大处,实非姚氏所及。曾氏对于指导研究文学上最可宝贵的意见,即在劝人读专集,而不要读选本。他说:

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学诗须先看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家书》)

又说:

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汨没性灵。(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家书》)

曾氏从不要汩没性灵的见解上,来劝人勿读选本,这真是研究文学一种极可珍视的意见。

曾氏又主诗文以声调为本之说,此层则源自姚鼐。曾氏姚氏皆主以声调探取性灵,从此使读者精神与作者精神相欣合。此乃从文学上的探求来接触古圣贤的心情,使读者与作者呼吸相应,不啻同堂而觌面。此一境界,与当时博雅派所主从训诂考订上来认识圣贤真理者,其实也是各得一边,双方未见有十分的高下。所以桐城派古文家在乾嘉朴学极盛时代,终还有其相当的位置。

曾氏研攻诗文,最爱韩愈、王安石,盖取其雄直之性趣,倔强之格调,与己相近也。曾氏说:

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求阙斋日记类钞》壬戌)

又云:

阅陶诗全部,取其大闲适者记出,将钞一册,合之杜、韦、白、苏、陆五家之闲适诗,纂成一集,以备朝夕讽诵,洗涤名利争胜之心。(辛未)

盖雄直倔强,曾氏性格之所长;恬憺闲适,曾氏性格之所短。曾氏研攻诗文,着眼在此两点上,切就己身,释回增美。纵使不以诗文名家,而此种研习方法,对于自已性灵修养上,也会有绝大益处。此仍是士大夫之学所以与博士学不同所在。

然若专重性灵,则往往易陷于空虚,而曾氏则并无此弊。曾氏尝谓:“雄奇万变,纳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圣哲画像记》),此可谓是曾氏论诗文所悬一大标的。至其对于学术大体之见解,归纳以文学为全部学问之中心之一点,则见于其《致刘孟蓉书》。故曾氏既选定了一部《十八家诗钞》,主从专集求性灵,又选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则义理、考据、辞章,兼收并蓄,一以贯之。曾氏认为此三者,莫非为文之所有事。今天的我们,必须参会曾氏此两选本,细细研寻,庶可得曾氏论诗文学之整部见解。如近人专拿“文以载道”一语来轻蔑桐城、湘乡派古文,此亦只见为是近人之浅见而已。

然曾氏学术,论其对自己个人人格及事业上之影响,可说甚深甚大。而就其在近百年来学术界上之影响言,则究竟还嫌不够。这又是何故呢?我想:

一则曾氏从事学问,已在中年,又久历兵戎,日不暇给,实嫌其在学术上未能自竭其能事。

二则曾氏幕府宾僚,相从于戎马之间者,究以功名事业之士为多,未能深细接受曾氏论学之渊旨。

三则曾氏论学,除对诗古文辞有独特卓见外,究竟也还是切实处多,高明处少。其家书、家训,谆谆然恰是一个贤父兄之教训其家人子弟,而究异乎一代大师之暮鼓晨钟,发扬大道。这是曾氏为学根本缺点。

故论曾氏学问上的成就,到底只在文学一途多些。论义理,则仅较唐镜海诸人差强。论考据,则曾氏虽见及有杜、马、顾、秦这一路,而他自己在此一条路上,全未能建立起规模来。因此曾氏幕僚中的学者,也只有吴挚甫、张濂卿一辈文士,稍有成就。曾氏以后人,崇仰曾氏者,以道德、文章、经济俱备之一点,把曾氏与阳明并论。实则曾氏在当时政治上的影响,远较阳明为大。而论学术思想,则视阳明望尘莫及。近百年来第一个伟大人物像曾氏,论其在读书运动的成绩上,因此竟亦暗惨地没落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时代一个极大的损失。

文章来源:钱穆著《学龠》一书,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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