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奈良免遭美军轰炸,不是梁思成的功劳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9-6,星期四 | 阅读:180

文 | 谌旭彬

长期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二战期间,日本的历史名城京都、奈良未被美军空袭摧毁,是梁思成向美军建言的结果,是梁思成拯救了这两座日本历史文化名城。

可惜的是,这种传说并非事实。

那些不可信的回忆材料

梁思成建议美军不要轰炸摧毁京都、奈良之说,其核心材料,是罗哲文、宿白、林洙三人的回忆文字。

这些材料,略作分析,即可知其疑点重重。

(1)罗哲文的回忆

此说流传开来,与梁思成的学生罗哲文的一篇回忆文章,有很大关系。

这篇文章写于1986年,写作的名义,是纪念梁思成诞辰85周年,故流传甚广。

罗在文章中写道:

“1985年我和郑孝燮同志应日本奈良县的邀请,参加由上田繁洁知事主持的在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在日本大阪一下飞机,接待我们的日本朋友、奈良县原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学术部主任菅谷文则先生就很热情地询问我:‘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军反攻日本进行轰炸时,东京、大阪等等城市都遭惨重的轰炸,惟独保存古建筑文物最多的古都奈良和京都幸免于难。据前年访问日本的中国北京大学教授考古系主任宿白先生说,是梁思成先生建议的结果。不知您是否能证实这件事?’

“他这一问,我就想起了1944年的一个夏天。那天思成老师要我和他一起去重庆,帮他做一些工作。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详细去区分,但是日本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

“那次去重庆是我平生首次进大城市。有两个事从未领略过的,一是我初次与电话打交道,开始真把耳机拿反了;二是先生请我去吃冰淇凌,大夏天吃冰冷食品还是第一次,印象很深。结合宿白同志所说的,我才真正把这件事肯定下来。先生确实做了一件保护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大事。”①

按罗哲文的说法:先是日本友人菅谷文则从北大教授宿白那里听说“梁思成曾建议美军不要轰炸京都和奈良”,于是向罗哲文求证。罗于是回忆往事,记起梁思成曾经做过在“日本占领区”(即沦陷区)的地图上标注“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这样一个工作。至于梁思成有没有建议美军不要轰炸京都和奈良,罗哲文“没有多问”,实际上就是并不知情。以上整段回忆,仅足以显示:作为梁思成的学生,罗哲文在主观上倾向于相信梁思成做了这件事。

接下里,再来看宿白的说法。

(2)宿白的回忆

据罗哲文的说法,最早提出“梁思成拯救奈良和京都”这一说法的,是北大考古系主任宿白。

宿白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呢?据记者王军称:

“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1995年8月在接受我采访时回忆道,1947年梁思成在北京大学给博物馆专修科的学生讲授古代建筑,一次课后闲聊,与他提起此事。梁思成说,当时他把京都和奈良的位置在地图上标明,看来这个图起作用了,因为这些地方没有遭到战争破坏。”②

按这段记载,梁思成曾告诉宿白,自己当年在一份地图上标注过京都和奈良。宿白据此推测,京都和奈良未遭美军轰炸,是梁思成的功劳。

显然,这个推测也只是一种“主观上倾向于相信”。美军不轰炸京都和奈良的决策,与梁思成在地图上的标注,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并无史料支撑。

图:建筑学家梁思成

(3)梁思成自己的“交代”

1968年,梁思成曾就担任“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一事,做出过情况说明,亦即“交代”。

梁在“说明材料”中写道③:

“1945年春,为了准备协助美军在我国沿海地区登陆进攻日寇,伪教育部在重庆设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任命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为主任,我为副主任,我在该委员会唯一的工作就是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编制华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当时该委员会实际上仅有我和秘书郭某(已忘其名,或为郭志嵩)二人工作。工作地点是借用重庆中央研究院的一间很小的房间,工作时间前后约两三个月。

“这份表及图制成后,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队目标官史克门。但当时具体地是由什么人用什么方式送过去的,现在已记不清。

“当时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生吴良镛似曾帮助我做过少量制图工作。莫宗江当时在李庄,始终没有参加这项工作。

梁思成

1968年11月5日”

图:梁思成1968年11月5日就担任“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一事所写的情况说明

梁的这份材料,与罗哲文的回忆,存在不少分歧。

比如:

(1)罗将时间说成是1944年夏天,并谓“先生请我去吃冰淇凌,大夏天吃冰冷食品还是第一次,印象很深”;梁思成却说时间是在“1945年春”。

梁思成“1945年春”的说法才是准确的。

据查,教育部奉到行政院的命令邀请社会热心人士参与战区文物保护工作,是在1945年1曰22日;“中国保存战区美术及古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45年3月17日,此次会议拟定了委员会的人员名单,梁思成被选为副主任委员。至1945年5月,梁思成编出32开铅印本、中英文并列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

也就是说,尽管罗哲文为增强自己的回忆文字的可信度,特别强调“先生请我去吃冰淇凌,大夏天吃冰冷食品还是第一次,印象很深”,但梁思成在“日本占领区”的地图上标注“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这个工作,实际上始于1945年初。

梁思成不会在冬末春初请罗哲文吃冰激凌,罗哲文所谓的“印象很深”,未必可信。

再如:

(2)罗哲文回忆称,自己和梁思成一起参加了标记古建筑物的工作。梁思成列出了此项工作的参与者,当中并无罗哲文。

梁思成说得很明白,当时“实际上仅有我和秘书郭某二人工作”,吴良镛“似曾帮助我做过少量制图工作”,莫宗江“始终没有参加这项工作”。

罗哲文却说自己不但参与了梁思成标记古建筑物的工作,而且做的工作很核心,“按他(梁思成)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

或许有人会说,梁思成不提罗哲文,是为了保护罗哲文,毕竟梁思成当时是在写“交代材料”。

这种解释很难成立。

一者,梁思成这个材料,并非罪行供述,而是事实说明,尽可能地列举见证者,对梁是有好处的。1968年底的罗哲文,并无政治问题,梁思成也不必担忧提罗会有什么负面效应。

二者,按“保护罗哲文”的逻辑,梁为什么又要提及吴良镛“似曾帮助我做过少量制图工作”呢?梁不想保护吴良镛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这份“说明材料”形成的时间,远早于罗哲文的回忆文章,但“说明材料”披露的时间,却晚于罗哲文的回忆文章。这是罗哲文敢于虚构自己参与了梁思成标记古建筑物工作的一点小背景。

与罗哲文的回忆相反,真正参与了梁思成标记古建筑物工作的吴良镛,他的说法却是:“并不清楚梁思成建议保护京都、奈良之事。”

据记者王军在《城记》日文版序言中称:

“吴良镛现为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998年3月,我向他求证当时的情况,他说并不清楚梁思成建议保护京都、奈良之事。”

(4)林洙的所谓“回忆”

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与林洙结为夫妻。

林洙的回忆,也经常被拿来作为“梁思成拯救京都、奈良”的证据。

其实,稍作梳理,就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林洙的所谓回忆,毫无史料价值,甚至于连史料都算不上。

1991年,林洙出版《大匠的困惑 我与梁思成》一书。

1997年,又出版《建筑师梁思成》一书。

这两本书,在叙述梁思成受命编写沦陷区古建筑资料时,均无只字提及“梁思成拯救京都、奈良”。④

2004年,林洙出版《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

书中称,文革期间,梁思成曾告诉林洙,自己在1945年担任过“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该书仍无一字言及“梁思成拯救东京、奈良”。⑤

直到2010年,林洙的“回忆”中,才出现“梁思成拯救东京、奈良”的说法。

该年,经罗哲文等人多年的宣传,及一些日本友人的运作推动,奈良县一度拟于十月底的“平城迁都1300周年纪念”式典上树立一尊梁思成半身铜像以示感激。

此事被国内媒体视为中日外交的一次盛事。日本媒体也甚感兴趣。但经采访挖掘后,舆论出现了质疑之声,认为“仅有口述史而没有书面证明梁思成曾提出保护京都和奈良的建议”。铜像安置计划最终被搁置。

奈良县知事荒井正吾于该年8月3日在记者会上解释:

“现在无法确认是否是因为梁氏的劝告,奈良免遭轰炸,因此包括安置场所在内,我们要重新考虑。”

也是在该年,林洙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首次声称:梁思成在家中曾对自己说过向美军航空部队建议免炸奈良和京都一事,但对外一直秘而不宣。

2011年初,林洙再版《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特别增入了这样一段内容:

“晚上我看他就‘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写了一份交代材料。第二天交给工宣队。他对我说:‘因为给我的任务范围仅限于我国大陆,不包括日本,所以我提出的保护名单,不涉及日本本土。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向史克门建议美军不要轰炸日本的京都和奈良这两座历史文化名城。’”⑥

为了增强上述文字的可信度,林洙还声称:

“1987年我应费正清夫妇的邀请去他家做客,我们曾谈到思成当年对美军的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林洙提交过一份会议论文《梁思成与〈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其中也提到了1987年前往波士顿拜访费正清夫妇之事,但并无一字言及梁思成建议美军不要轰炸京都、奈良。

费慰梅(费正清夫人,2002年去世)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对此事也无只字描述。2011年,费正清夫妇俱早已去世,林洙增入这段文字,可算死无对证。

简言之,从1991年到2004年,林洙留下了许多与梁思成有关的回忆文字,但从未提及“梁思成向美军航空部队建议免炸奈良和京都”。直到2010年中日两国媒体因此事造成风波,林洙才开始声称,自己亲耳听梁思成说过“向美军航空部队建议免炸奈良和京都”。

这种变迁轨迹,是令人生疑的。

图:2010年国内媒体曾热烈报道“奈良将为梁思成树立铜像”

拯救京都者,并非梁思成

下面,我们来客观梳理一下京都、奈良免遭美军轰炸的真实原因。

(1)美方建议中国编制沦陷区文物建筑地图

抗战末期,梁思成确曾担任过“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这个委员会,是美国国务院向中国驻美大使馆发出照会,建议国民政府成立的。

美方认为,中国方面应该仿照美、英等国的做法,设置“保存战区美术及历史古迹委员会”,以利于盟国之间就战争期间的文物保存事宜开展合作。

外交部接到中国驻美大使馆报告后,呈请行政院处理。行政院再将战区文物保护事宜交由教育部主持办理。

1945年3月17日,“中国保存战区美术及古迹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梁思成被推举为建筑组主任,负责设计绘制文物地图,供盟军反攻时参考,以减少因作战造成的文物损失。

同时,美方来函电称,将派专员来华与中方合作。4月1日,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在中央研究院正式办公。⑦

所谓效法美、英等国的做法,指的是:经罗斯福总统的批准和支持,美国于1943年成立了“美国保护与拯救战区艺术遗物和历史遗物委员会”(American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alvage of Artistic and Historic Monuments in War Areas)。

这个委员会,由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伯茨(Justice Owen J. Roberts)担任委员会主席,故又被称作“罗伯茨委员会”(The Roberts Commission)。

其首要工作,是将需要保护的文物遗址编列成表,绘制出文物遗址地图,交给军方使用,以便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参考,减少文物损失。

二战期间,该委员会至少向盟军提供了700幅以上的包括欧洲、亚洲在内的文物古迹地图。⑧

梁思成在1945年春,受命参与编制日占区(主要是中国境内的沦陷区)文物古迹目录和地图,实际上是美国方面向国民政府建议的结果。

没有美方的建议,国民政府(包括梁思成在内),当时并未意识到需要做出细致的文物地图,使沦陷区的文物建筑在盟军反攻时免遭轰炸。

(2)梁思成编制的,是中国沦陷区的文物建筑地图

据梁思成在1968年的“交代材料”,他制成日占区文物古迹目录和地图后,即送交美国在华空军:

“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队目标官史克门。但当时具体地是由什么人用什么方式送过去的,现在已记不清。”

史克门,即Laurence Sickman(1907-1988)。

图: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

此人193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艺术专业,师从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

二战期间,史克门服务于第十四航空队,担任文物古迹方面的情报官员。

其师华尔纳于1943年初与诸多哈佛校友发起成立“American Defense – Harvard Group”(美国保护-哈佛团体),致力于保护战火中的文物古迹,该组织即“罗伯茨委员会”的前身。

华尔纳后来在“罗伯茨委员会”中被任命为负责中国、日本、朝鲜、暹罗地区的特别顾问,史克门是他的重要帮手。⑨

美方建议中国成立“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梁思成与史克门对接,这些事情,实际上是“罗伯茨委员会”的文物古迹保护活动,在中国的延伸。

也就是说,早在梁思成开始编制沦陷区文物建筑地图之前,美国方面已经在文物建筑保护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并非梁思成提醒美方注意保护文物建筑,而是美方将梁思成吸纳到了他们的文物建筑保护活动之中。

此外,据梁思成的“交代材料”:

(1)目录及地图并非由他亲自交至史克门之手,坊间流行的“梁思成跑去重庆美军总部要求他们不要轰炸京都、奈良”之类的情节,是后世文人向壁虚构。

(2)梁思成当年制作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目前尚存,目录限于中国境内,并无日本京都、奈良。

图:梁思成编制的沦陷区文物建筑地图

(3)日本人感恩华尔纳保全了京都和奈良

鉴于华尔纳在“罗伯茨委员会”中所担任的职务,战后,矢代幸雄等日本学者将其视为拯救京都、奈良免遭战火摧毁的最大功臣。

1945-1946年间,华尔纳作为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高级顾问,曾前往东京工作,负责艺术与文物古迹的保护。每到一处,都受到日本民众的隆重欢迎。

但华尔纳本人始终否认自己有这样的功绩。在1946年给秘书的一封书信中,他如此写道:

“一批又一批的人闯进办公室来,找乔治·斯托特谈话,或者找我谈话,一般情况下是找我们两个人谈话.每一个人都要谈好长时间,每一个人都要提起那个老掉牙的‘救星神话’(连我现在都对这个神话坚信不疑了)。那个神话是:我一个人将京都和奈良从轰炸中拯救了出来。我的程式化答复套语是:‘那是政府的政策,由麦克阿瑟将军执行,任何文职人员个人都没有责任。’可是那些人总是要将一切事情都推到某个人的身上。”⑩

尽管华尔纳一再否认是自己拯救了京都和奈良,将之评价为“老掉牙的救星神话”,当他于1955年去世后,日本人仍自发为他在奈良法隆寺建起五轮塔作为纪念。

图:日本人在奈良法隆寺为华尔纳所建五轮塔

(4)直接决策、使京都免遭轰炸者,是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

华尔纳的否认,并非谦虚。

京都在二战末期是否能够免遭美军轰炸摧毁,确非一、二学者即可以决定(奈良属于小城市,规模与京都相差较大,故未被美军列入轰炸范围)。

1945年美国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可分为常规轰炸(炸弹和燃烧弹)和原子弹轰炸两种。常规轰炸曾把东京、大阪、名古屋的大多数街道夷为平地;原子弹轰炸则彻底摧毁了广岛与长崎。

据美国总统杜鲁门回忆,京都之所以免遭原子弹轰炸,与陆军部长史汀生的主张有关:

“史汀生的参谋部准备了一个可以被作为轰炸目标的日本城市的名单。虽然阿诺德将军主张投在京都,因为它是军事活动中心,但是史汀生部长指出它是日本文化和宗教圣地,因而我们就把它勾掉了。”⑪

另据主管美国核武器研制的格罗夫斯(L.R.Groves)将军在回忆录中披露,1945年春,他们曾就原子弹的轰炸目标的选择,制定了一些标准,并为此特地成立了一个“目标委员会”。 格罗夫斯制定的标准是:

“在那里,轰炸将使日本人民对继续作战产生反感。此外,这些地方应该是具有军事性质的,包括有重要的指挥部,或一些军队的集中点,以及军事装备的供应和生产中心。同时,为了使我们能够精确地估计原子弹的效力,这些目标应该是以前没有遭受过空袭破坏的。我们也期望第一个目标地区的大小可使原子弹的破坏作用局限于它的范围之内,这样我们能更加确切地断定原子弹的威力。”⑫

经过多次会议,目标委员会最终选定了广岛、小仓、新泻、京都四座城市。

选择京都的特别理由是:“一个约有一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它是日本的故都,当时由于别的城市受到破坏,很多人和工业都往这里迁移。这个城市很大,足以保证原子弹的破坏地区不会超出城市的范围,这就可使我们能够确切地了解原子弹的破坏力。”

据格罗夫斯回忆,陆军部长史汀生获悉该报告的内容后,“他立刻反对把京都列入目标,并说,他绝不会批准它”,“他反对的理由是,京都是日本的故乡,是一个历史名城,而且对日本人民来说,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在他任菲律宾总督时,曾访问过京都,京都的悠久文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基于京都“面积很大,足以使我们得到关于一枚原子弹的威力的全部知识”等深具诱惑力的原因,格罗夫斯一再试图说服史汀生,但未能如愿:

“史汀生先生坚决不允许。甚至在他到达波茨坦(1945年7月)以后,哈里森曾打电报给他,说我仍然认为京都应作为轰炸目标。他回电说,仍不赞成。而且第二天又来电,说他已经同杜鲁门总统讨论过此事,总统同意了他的意见。”⑬

京都在1945年免遭常规轰炸,也与其曾被列入原子弹的轰炸目标有关。

早期,美军集中轰炸东京、大阪、名古屋、神户、横滨等重工业大城市,京都未被列入重点轰炸对象;1945年6月,美军决定将轰炸目标落达至中小城市,京都则因拟供投掷原子弹之用而被保留。

据格罗夫斯披露:

“当轰炸的目标城市第一次选定的时候,关岛的陆军航空队就得到了一项命令,命令说,没有陆军部特别授权,不准轰炸这些城市。……假使我们没有建议把京都作为原子弹的轰炸目标,这个城市当然不会被保存下来,在战争结束之前,即使它没有遭到毁灭,也很可能遭到严重的破坏。”⑭

图:美国总统杜鲁门(左)与陆军部长史汀生(右)

综上,略言之:

(1)“梁思成拯救京都、奈良”之说,缺乏史料支撑。罗哲文、林洙等人的回忆不可轻信。

(2)是否轰炸京都,最后决策权在美国军方高层。即便梁思成有所建议,其建议也难以上达杜鲁门、史汀生,进而对他们产生影响。

(3)当年的真实情况是:并非梁思成提醒美方要注意保护文物建筑,而是美方提醒、建议国民政府编制沦陷区文物建筑地图,以减少战争对中国的文化损失。

(4)梁思成在文物古迹保护领域(尤其是古建筑)贡献甚大,但“拯救京都、奈良”这种传言,并非事实。

注释

①罗哲文,《忆我与梁思成老师十事》,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 总113期》,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②王军,《北京再造―古都の命運と建築家梁思成》(《城记》日文版)序言,见作者博客。http://cityeye.blog.163.com/blog/static/202970151200931211350305/

③林洙,《梁思成与〈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收录于《建筑史论文集 第12辑》。

④林洙,《大匠的困惑 我与梁思成》,作家出版社,1991,P159。林洙,《建筑师梁思成》,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P183-184。两书相关文字一模一样。具体表述:“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为了政府军大规模反攻的需要,他曾紧张地工作了两个月,任务是编写一份沦陷区文物建筑的名单。除按照地区列出文物建筑的名称外,并对每个建筑的建造年代、特点、价值作简单地介绍,还附上照片。为了与盟军配合作战的需要,全部资料均采用汉英对照的版本。”

⑤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267。原文:“关于‘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他说:‘1944年冬,为了反击日本侵略军,并在盟军对日本占领区空袭时避免轰炸文物建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设置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杭立武任主任,我是副主任,惟一的工作就是编制一份沦陷区的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出位置。当时为了和盟军配合作战,全部资料用英汉对照两种文字。这份资料我还托费慰梅转交给周总理一份,除此以外没有做任何工作。’”

⑥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P373-422。

⑦贺金林,《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复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P169-174。

⑧https://www.archives.gov/research/holocaust/finding-aid/civilian/rg-239.html

⑨http://www.monumentsmenfoundation.org/the-heroes/the-monuments-men/sickman-maj.-laurence

⑩(美)兰登·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P387。⑪(美)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 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P319。

⑫(美)格罗夫斯(L.R.Groves)/著、钟毅等/译,《现在可以说了》,原子能出版社,1978,P224。

⑬同上,P229-231。

⑭同上,P231。


来源: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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